史学自身的研究往往以史学编纂评论为主要内容,以目录学面目为形式。学生试图用西方学界的新视角对古之先贤所不能见,今之前辈所不暇见之处加以探索。我的尝试主要集中于探寻我国帝国时期的正史,进而整个官方史学的修撰与帝国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上。 论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对正史体系的形成以及正史体例的意识形态涵义——正史使帝国文本化,也即神圣化——加以探析。在这一部分,我首先对“正史”概念进行了梳理,认为其有两个指向。第一个是目录学意义上的指向,大体是指采用《史记》和《汉书》的编写形式的史著,即以皇帝(偶有例外)个体之本纪为纲,臣民个体和属民(族)属国的传记为本纪之补充,并杂以图表和记述典制之专篇的体裁(其中,图表和典制专篇可省略)以及对该体裁著作的注解(解释音义、补充内容或改编)。在此,它是帝国时代图书四部分类系统里史部的一个子目,即作为类的“正史”。第二个指向是若干文本的合称,即被帝国最高当局明令认可的采用第一种指向所指称之体裁的有限的几本史著。进而,我在前面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力图从第二个指向内的“二十四史”中寻觅出帝国意识形态的痕迹,发现正史以歪曲了的和节略了的意义阻塞了历史自身自为的内容,帝国历史成为两元对立的名词概念群,成为自足的意义域。意义的确立是通过“贴标签”实现的。这些“标签”把人与事进行了划分和归类。例如,“忠烈”、“烈士”和“死难”认定的是效忠帝国者,“列女”表彰肯定的是有利于帝国思想意识形态的行为,等等。通过“贴标签”,帝国下的一切都具有了身份,而且身份只有两种——(对帝国的)“忠”和(有损于帝国的)“奸”。这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没有中间项(正史里的“书”“志”等反映典制经籍的部分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上它们仍然隐含了对帝国“好”与“坏”,即有利还是有害的判定)。历史就这样被过滤了,只剩下了“好”和“坏”。而且“坏”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强调“好”的存在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坏的”也成了“好的”,因为它的存在有利于帝国。通过排除一切不利于帝国的意义的存在,历史的意义域得以确定并自我封闭。在这个意义域里,它内部的一切是自我证明的,或者说根本就毋需证明,帝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天理”,此外无它。接下来,通过分析一位西方语言学学者的文本,我指出这种固化帝国的效果是因为汉字思维的特殊性。由于汉语名词的类似物质名词的特征,汉字作为直接变现语义内容的书写系统,绕过了印欧(表音)语系文字系统从语言到事物中间必须通过心灵和精神意象的抽象的中介。除了名和对象,中国哲学家不承认任何实体,也就是说,中国的世界是分离的,是一个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