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器官是自然人身体的一个部分,反映了自然人的基本特征和人格尊严,在当代人权和法治的背景下,不具有可交易性。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现象的泛滥,是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规范层面而言,反映了立法的滞后及规制能力的严重不足。我国器官移植立法起步较晚,对人体器官非法买卖行为缺乏有效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八)》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犯罪化,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但是,对于新罪名及新规定如何理解与适用,以及如何进一步构建预防和控制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的体系,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对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是探讨了人体器官交易犯罪化的背景和意义。通过对人体器官的不可交易性、非法买卖现象泛滥以及立法规制能力等问题的分析,突出了人体器官犯罪化的重要意义:即不仅是对器官移植法律体系的完善,更是保护人类生命尊严的重要体现;二是分析了人体器官犯罪类型化特征,将《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分为“组织型”和“摘取型”两种类型,具体分析不同犯罪类型下犯罪构成要素的内涵及特征;三是讨论了人体器官犯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主要包括“组织型”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和“摘取型”人体器官犯罪的共犯问题、犯罪未遂和既遂问题、加重与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问题;四是提出了完善人体器官犯罪的治理机制,通过进一步完善刑法立法和非刑事立法、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途径,构建人体器官犯罪治理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