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施行的二三十年间,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发展加速,城市的数量与规模快速增长,城市人口也显著增加。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Pan,2010）。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截止2014年,我国已有7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16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142个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与此同时,城乡差异也在逐年增大,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差异。如何确保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了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城乡关系研究,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研究,对我国的高速城市化进程具有实践意义。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环境之间的持续可协调发展过程,是通过城乡之间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的(Hong,2003]。在了解城乡差别及它们的互补功能的基础上,加强城乡之间的空间联系,降低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差别。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城乡一体化侧重城乡关系与城乡共同繁荣,而城市化侧重非农人口比例提高（Chen,2004）。城乡一体化是高度城市化和先进生产力的产物,是城市化的目标,而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城乡一体化文献,总结了经典城乡关系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城乡观念,Lewis Mumford的城乡关系理念,Michael Lipton提出的城市偏向理论,McGee提出的亚洲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本文也总结了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的经验。一般来说,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初期,大多数国家会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及专业化进程以保证农产品产量,当农产品供应足以满足国内需求后,政府则会采取措施保障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政策（Li,2014）。本文讨论了我国现存的城乡关系问题,包括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此外,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标准化或模块化的城乡一体化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各地必须根据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与自然环境状况,选用适合自己的政策及城乡一体化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31个省会城市的城乡一体化程度进行了评价。所用数据包括基础设施信息,统计信息及景观指数。其中基础设施信息包括万人基础设施点数、路网密度、绿化率等（详见表4.1）;统计信息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4个指标;景观指数包括面积加权平均形状因子（Area-weighted mean patch shape index）,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边缘密度（Edge density）及分离指数（Splitting Index）。本文使用突变模型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突变模型由法国数学家Thom于1972年提出,是一种基于奇点理论和稳定性理论的数学模型,起初用于研究非连续变化及突变现象。在多目标评价与决策的领域里也可以引入突变理论,其本质上是通过突变的数学模型进行对象的多种目标排选,从而表现出各种方案的不同状态。由于该方法只需考虑参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而无需计算具体指标权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评价过程中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因此成为对多目标、多准则复杂系统进行方案优选、综合分析的重要方法（Arnold,1984）。根据城市规划文件,本文将31个省会城市以市区或县为单位划分为中心城区与郊区。分别提取31个城市中城和乡的地理信息作为原始指标,对指标进行排序与筛选,利用突变模型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和乡进行综合打分,以城乡比值定量表征各市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差异。考虑到比值仅表达了城乡之间的相似程度,本文提供了分类结果作为城乡一体化程度参考。为证明突变理论及其模型适用于城乡一体化评价,本文也采用了层次分析法对研究区域进行评价。突变模型与层次分析法所得到的结果基本相同,证明了突变理论适用于本问题,也证实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此外,本文还利用突变模型评价研究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并使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探索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到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总拟合优度为0.56,说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有效揭示城市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研究区域中,中心城区与郊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水平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水平不平衡,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在31个省会城市中,广州与北京两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 城市化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程度由内陆向沿海递减,说明在不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更高;在较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较低。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同时采用基础设施信息,统计信息及景观指数等地理信息构建指标体系,使用空间分析的方法评价城乡一体化程度,探讨城乡差异。· 研究区域的选择。同类文献一般选择大都市圈作为研究区域,本文则选择31个省会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可以粗略代表我国的一般情况。由于本文使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城乡差异,因此也存在空间分析方法固有的弊端,如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和边际效应。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是指空间分析的结果随基本面积单元的不同而变化的问题。本文中城乡划分的单位是市区或县,由于基本面积单元过大,必然会存在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问题。然而由于城市规划文件并没有精确到市区或县以下的级别,并且市区或县以下级别的统计数据难以获取,因而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边际效应是对连续的自然地理现象进行人为界线划分所产生的问题。举例来说,一座小学可能位于城乡边界上,无论它在边界内外,它对社会的功效都是一样的,但它处于边界内与处于边界外时的空间分析结果却不一样。为了讨论边际效应带来的影响,本文以北京市的小学为例,进行缓冲区分析以修正结果。结果显示边际效应对本文中城乡一体化评价结果的影响尺度约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