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之疆域早已无法抵挡高速发展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环境、卫生等全球公共危机。2020年初，在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大的全球公共危机。疫情让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强，全球发展不均衡问题进一步凸显，发达国际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也将进一步减退，全球化面临深刻变革，这引发了人们对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反思，尤其是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出现了失灵现象，各国在跨国协作行动中产生分歧，各自为战。
　　现有的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法律机制以世界卫生组织下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为核心，设立了对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与报告制度、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机制和国际合作与援助义务，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贸易、国际人权领域，也存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协调规范。
　　公共卫生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困境，与当前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关系密切。文章主要从国际贸易体制、公共卫生市场化改革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下的相关条款入手，分析了现有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失灵的原因：一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高端产业链的发达国家逐渐淘汰了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致使其在国家爆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难以满足大规模的医疗与生活用品的需求，资源挤兑现象严重；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一些国家的医疗机构与医护人员大量缩减，在公共危机爆发之时难以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职能；三是作为国际贸易领域最成功的多边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虽然设置了维护国际贸易与公共卫生平衡的众多法律条款，但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疫苗与药品的可及性问题。此外，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也因为自身的缺陷无法解决上述问题。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几点完善建议：第一，《国际卫生条例（2005）》应当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来弥补国际法的天然缺陷；第二，细化国际合作的方式与内容，解决医疗物资供应问题，并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第三，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疫苗分配和药物可及性问题；第四，继续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作用，尽力解决资金问题，避免注意力分散，同时，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卫生治理能力。中国在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国家合作。在进行国内艰难的抗疫阻击战之时，履行国际援助义务，加强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在未来，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国内的公共卫生法治体系，规范预警信息发布权主体，精准细化防控措施，利用“一带一路”平台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