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此后"历史终结论"在支持与反对声中延续至今。近年来,福山继续保持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敏锐观察,继续做出他对"历史终结论"补充和完善的努力——政治发展次序论,意图使自己的理论更有解释力。在人类发展史上,对"普遍史"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历史渊源主要是有基督教中的人类原罪和上帝末日审判史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思想史渊源主要来自于黑格尔,或者说是经过科耶夫解释的黑格尔的自由国家和普遍和平,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阶段表示怀疑和否定,作为佐证的就是20世纪共产主义建设在一些国家的失败。随着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世界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日渐昌隆,福山开始尝试着对此一探究竟并对原来的理论加以补充和升级。在"政治发展次序论"中,福山强调国家能力、法治、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是一个国家要实现顺利发展必不可少的,并且三者的顺序不可颠倒。在举例论证的过程中,福山肯定中国对国家政治体制建设作出的贡献,以及强国家能力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强调中国目前在法治建设和问责制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尽管福山处处以西方发展经验来"检验"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成效,其观点有一定的局限,但他论述时所依据的理论来源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对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对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趟过改革的"深水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篇论文拟从"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史入手,将"中国模式"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结合起来进行历史梳理和研究,厘清"历史终结论"的思想基础及其现实困境,客观分析从"历史终结论"转向"政治发展次序论"中的变与不变,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增加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