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分析十七年文学如何通过文本的叙事力量来建构革命加现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城市形象及其存在的宿命般的裂缝与困境。　　首先在五十年代初通过文本内外的双重规训与设置将日常生活定义为无产阶级城市文学的“他者”;然后在工业题材小说中凸显社会主义城市的去资产阶级“异化”的“劳动”特质，试图凭借想象的“劳动乌托邦”将革命与现代缝合在一起“虚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城市形象。但在六十年代，代表“现代”欲望的时间和日常生活话语不断爆发出解构“革命”的力量，而代表“革命”的社会主义新人和乌托邦远景也一再对“现代”进行反抗式压抑，双方的激烈对峙造成了社会主义城市叙事的危机与瓶颈，最后终于全部被文本外的“革命”取消。　　本文第一章将详细论证五十年代初通过对正面描写日常生活的《我们夫妇之间》文本外的政治规训和将文本内的日常生活悬置处理共同形塑了社会主义城市的“他者”，为社会主义城市形象的自我命名打下了基础。　　第二章则阐述了此一时期的工业题材小说凸显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的“劳动”特质，试图用“劳动乌托邦”在文本中求得“革命”与“现代”的和解，创建无产阶级的“劳动”城市。主要凭借以下途径:第一，将私人空间劳动化;第二，将劳动工人革命神圣化。第三，建立社会主义的劳动美学;第四，《乘风波浪》中的想象性和解。　　第三章指出在六十年代城市叙事中，代表“现代”欲望的时间与日常生活对“革命”存在的潜在解构力量与“革命”尝试用社会主义新人和乌托邦远景对“现代”的反抗式“压抑”，叙事因为难以缝合二者的冲突最终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