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西的帝国叙事中,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坛怪杰。长期置身于海外殖民地的“文化孤岛”之中,她很自然地形成了多重文化身份。由于一度徘徊在西方帝国的边缘,她偶尔会对殖民当局的残暴统治发出不平之鸣;而渴望回归帝国叙事中心的期盼又使她最终成为一个具有浓厚殖民意识的文化掮客,并通过对东方殖民地的集中窥视来创造自己的文本世界。杜拉斯的东方小说充斥着殖民主义的叙事逻辑,弥散着浓重的帝国意识。作者随心所欲地描绘出来的东方大地,激荡着西方人难以忍受的狂野风情,不仅使自身成为一片充满邪恶和神秘力量的魔域,而且能够唤醒旅居此地的欧洲人的原欲,成为他们尽情地宣泄野性的排污管。通过无情地剥夺东方女性的话语权,杜拉斯获得了对其进行任意书写的权利,将她们抽象成哑言缺位、麻木不仁、毫无思想的疯子和有着野兽般旺盛的情欲的“异类”。在作者笔下,东方男性贱民同样形如蝼蚁、麻木透顶、奴性十足,心甘情愿地顺从异族的强权统治,期待着西方白人的救赎。杜拉斯的心路历程,始终没有超越由于自己与中国“情人”纠缠不清的记忆所生发出来的文化语境。为了屏蔽这段无法左右逢源的难言之隐,作者巧妙地赋予“情人”变幻莫测的模糊品格,从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阐述自由,时而给他戴上白色面具尖刻地嘲讽;时而将其改写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尽情地揶揄;抑或将其全盘欧化,名正言顺地将法国少女放在感情的祭坛之上。作为帝国事业的回声,杜拉斯还热衷于创造白色神话,认为在全球性的文明冲突中,以鸦片文明著称的亚洲文化能够残存下来,其关键在于有一个强大的西方帝国的领导;而君临亚洲的欧洲人,则在东方世界扮演着启蒙者和救世主的双重角色。今天,法兰西的支那帝国早已土崩瓦解,本文对杜拉斯的东方小说进行后殖民重构,旨在清醒地洞悉西方帝国的霸权意志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对所处其中的作家产生巨大影响,而作家又是如何运用这种影响生成自我意识以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的。这样的研究,对于颠覆西方文化帝国的思想逻辑与叙事策略,为重建国际文化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