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绥远地区一般指内蒙古西部地区。清朝建立后,为了强化对蒙古地区的控制,以“蒙汉分治”为政策,设立总管旗和扎萨克旗在绥远地区实行封禁。然而,自明朝后期,在绥远以土默川平原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封禁之后,口内农民仍然持续不断向该区域流入,农业垦殖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牧业经济的主导地位逐步被蚕食削弱。雍正时期,增设管理汉民的机构“厅”,以后陆续增加,光绪时期“厅”的权限由理事而抚民,独立的农业行政区域自此形成。1928年绥远建省,蒙旗在不断受到农耕侵蚀的同时得以保留牧业生产,而各县局最终形成了粮食生产为主、副业为辅的生产结构,牧业习惯却也得到普遍遗留,家畜牧放是副业生产的核心。绥远省共包括农业区18个县局、牧业区18个蒙旗,本文所研究的区域范围专指绥远省农业区18个县局而言。论文的主体分为四个部分：一,对1928—1937年间绥远省粮食生产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首先,分析了粮食种类并依据总产量和种植面积将其分为大宗、中等规模、小宗三个层次,大宗占其比重80%。其生产排序为：莜麦、小麦、糜子、谷子、豆类、高粱、油菜籽(菜子)、大麦、荞麦、黍子、马铃薯、玉米、胡麻。其次,分析了粮食种植的区域分布特点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物候、土质、水条件。再次,分析了十年间绥远粮食总产的变动情况,并从大宗粮食的历年产量和各县局的历年粮食生产上进行了考察,结论是：绥远的粮食生产正处于一个由大灾背景下的历史低谷逐步恢复并持续增长超越灾前的过程。又次,分析了绥远省的耕地情况,在1930年代,已放垦土地约3140万亩,实耕地约1800万亩,已放垦地闲置率43%。最后,对十年间各种粮食的种植面积、亩产变动逐一剖析,勾勒出绥远农村的食粮结构。就大宗粮食而言：在1930年代,莜麦是最主要的粮食,农户种植偏好最强,亩产小幅提高,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糜子为第二粮食,亩产、种植面积相对稳定；小麦亩产波动大,因其单产低,农户追加种植时小心翼翼,种植面积总体上升；豆类亩产小幅上升,因其经济属性较高,农户市场化意识加强,种植面积增幅最大；谷子、高粱亩产大幅下降,谷子种植面积持续大幅下滑,绥远农户用小麦、莜麦替代谷子的意愿强烈,高粱种植面积则因畜用需求下滑到一定水平后稳定下来。二、对绥远省粮食生产率、人均占有、流通进行了探讨。首先,对绥远省农业劳动力数量进行了估算。在1930年代,绥远省的人口约230万,农村人口约130万,农业劳动力约80万,农业劳动力户均3.2人。其次,分析了粮食生产率及人均占有,并放之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绥远农村人均实耕地14亩,是全国平均值的3.5倍,依靠薄收广种,绥远每一农业劳动力产粮1808斤,比全国平均多140斤,人均粮食占有818斤,高出全国人均45%,也明显高于临近的晋、察、冀诸省。再次,分析了粮食的生产率区域差别及流通的路径与手段。绥远省总体粮食充足,粮食生产率地域性明显,以占尽灌溉之利的绥西为最高,依次绥中、绥东、绥北、绥南。这也造成各县局间粮食占有不平衡,形成了三大粮食需求中心：武川——固阳、凉城——和林格尔——托克托、归绥——包头地区,共外需粮食约1.4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三个粮食输出中心：萨拉齐县、集宁——丰镇、临河——安北,最高可外供粮食约3.4亿斤,粮食的流通由此展开,包头、归绥是粮食贸易与流通的中心。三、对绥远当局促进粮食生产的主要措施进行了探讨。首先,对绥远当局的农业试验、改良及建立并发展农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其次,对绥远当局盘活农村金融、降低高利贷对农户的盘剥进行了分析。再次,对绥远当局的水利渠道建设与造林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减轻匪患和加强农村政权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绥远当局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积极努力,试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尽管有种种不足,但总体上效果是明显的。四、对绥远省家庭副业及农户收入的分层进行了探讨。首先,估算了各县局农户家庭副业年收入并进行了区域对比。其次,估算了绥远农户粮食年收入并进行了区域对比。再次,对绥远农户年收入的区域和类型进行了分层。绥远农户家庭年均收入约160元,其中,粮食年收入约127元,副业约为33元。以县局观察,体现出明显的均衡阶梯性和两极分化性。以各类农户观察,大地主家庭粮食及副业收入一般为自耕农户家庭收入的55—70倍左右；中、小地主家庭收入在四百元至一千余元；自耕农家庭收入一般在二三百元；半自耕农户收入约为自耕农的三分之二；佃农收入最微薄,仅为半自耕农的一半左右；绥远雇农工资在全国属于较高水平。1928—1937年间,绥远省的农户收入较1920年代呈现逐步恢复、超越的趋势,尤其是在1935—1937年间,收入增长的趋势十分明显,虽然绥远农村民食结构以莜麦、糜、谷占据绝对,与以米、面为主的省分相比堪属粗劣,但因其粮食充足、人均肉类消费量居全国之首,与全国粮食整体不充足相比,绥远农户的整体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然而这一切均因日寇入侵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