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价格是国际学术界关注了四十年的焦点问题。过高的药品价格不仅会降低贫困人口的药物可及性，加重国家和社会的负担，而且过低的药品价格也会阻碍制药业对新药研发的投资，进而减少创新药品的出现。因此，为达到药物可及性目标而需要的低价格和激励研发创新需要的高价格形成了一个矛盾体。从全球角度来看，如何合理地确定药品价格，成为药品是否可以继续或者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关键问题。当前，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群众普遍反映“看病贵”、不合理药费增长和虚高定价已成为影响卫生服务利用和可及性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50％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看病贵”的实质问题成为药品费用问题。因此，在整个医疗体制改革中，如何形成合理的药品价格以及降低药品费用成为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尝试对中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一个探索性研究。首先，本研究结合药品市场的固有特点，从理论上探讨了价格机制如何在药品市场发挥作用。分析了垄断和道德风险存在的情况下，药品价格的直接控制(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导致的社会经济福利变化。结果发现，垄断和道德风险是两种方向相反的市场力量，由于药品市场中多种力量作用的复杂性以及多种竞争形式的存在，国家统一的价格控制将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其次，对中国药品价格决定机制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包括中国药品价格管制的沿革、制药产业的发展现状和竞争程度、药品流通过程和主要价格政策效果等。结果表明，我国医疗机构药品终端销售的垄断地位以及“以药养医”和“顺加作价”政策，扭曲了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在医院药品批零差价收入留用的利益驱动下，药品的供求关系对药品价格的变化并不敏感，而与药品零售价格和企业出厂价格之间的差价密切相关。药品降价政策和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较大程度地降低了药品零售价格，但由于医院药品使用结构和数量的变化使得患者最终承担的医疗费用的降低程度有限。另外，本研究对国际药品定价的理论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以供中国借鉴。跨国制药公司通常从市场角度估计反映产品价值的价格上限，从制药公司角度估计可以覆盖成本和投资者收益的价格下限，并在二者之间的可行价格区域内设定价格。从世界范围来看，药品价格的上涨速度低于其它卫生服务价格的上涨速度，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用中的比例较小，而且比例在不断降低。国际药品市场是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药品价格由供方因素和需方因素共同决定的，证据显示需方因素(产品特征)在价格的决定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市场上存在着品牌药品和通用名药品之间的激烈竞争。随后，本文对世界药品价格控制措施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尤其是参考定价和平行贸易。总的来说，通用名参考定价符合保险设计的公平和有效原则，给患者带来较低的健康风险，而治疗参考定价产生了更多的负面影响。药品平行贸易并没有从贸易中产生正常的效率收益，因为低价格国家是通过强制的管制而达到较低价格的，而不是通过较高的效率达到的。最后，本研究利用数据对中国药品价格问题进行了经验分析。价格指数研究显示，2002—2005年间，抗生素类药品价格下降，循环系统药品价格上升，各类药品价格水平变化情况有较大差异。数量指数研究显示，四年间药品使用数量出现了非常态上升，北京市抗生素类上升了4倍多，循环系统药品上升了9倍多。另外，我国药品价格和数量之间存在非正常的正相关关系，与国际药品市场上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完全不同。这些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我国医疗机构垄断了80％的药品终端销售，而且在医疗机构内部90％以上为公立医院，彼此间缺乏竞争。再加上我国“以药养医”和医疗机构“顺加作价”的政策导致医生诱导高价药的需求导致的。对地区间价格差异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药品质量和竞争特征都对药品价格及地区间价格差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包括药品的单位剂量、包装大小、方便性以及通用名厂商数量等，这表明药品价格更多地由质量和竞争特征决定。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综合政策框架，以解决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促进药品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综合框架包括合适的政府职能定位、科学合理地设定药品价格、推进医疗机构的市场化进程、严格划分医师和药师的职业分工、不断推进临床诊疗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实施通用名处方制度以及完善医疗保险中的第三方购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