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杂志》是晚清、民国时期第一大综合文化兼时政期刊,经历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几个阶段,全景式较为客观地记录了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上半叶的特殊历程,可视为典型的中国现代“媒介编年史”。《东方杂志》共有15个栏目,其中“社说”栏目影响力最大。抗日战争时期,“社说”栏目时刻引导着国内舆论导向,率先打出“抗战”旗帜,为中国社会抗日救亡、文化革新提供了权威的舆论平台,同时也是窥探抗日时期国内政局、思想动态、文化走向和社会演变的媒介窗口。本文透过“议程设置”这个传播学重要的理论视角,结合《东方杂志》抗战时期“社说”原文内容,解读、分析《东方杂志》“社说”栏目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舆论角色,及其在“救亡”和“启蒙”双重时代背景下舆论建构的方式、内容结构、整体贡献及传播效果。综合性文化期刊作为传统大众媒体的中流砥柱,对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和思想界走向都起着引领作用。随着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纸质期刊在媒体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发展更是举步维艰;而期刊市场的多元化也让综合性文化期刊的生存面临诸多挑战,其坚守的严肃宗旨和文化价值不断受到冲击。研究民国时期期刊王者《东方杂志》中的“社说”栏目,对当代综合性文化期刊在媒体融合中如何保持思想品位,怎样扎根和直面中国现实的政治文化问题,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