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迫切要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反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科学的理念作指导。制度设计理念是反腐败制度安排的前提性问题。但是，对腐败这一“新”事物的突然到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准备不足。思想中也潜在着一种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腐败具有短暂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免疫力天然比资本主义国家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具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道德属性。这些原因导致对反腐败制度建设理念的研究远远不够，落后于实践的要求。本文的中心主题就是探求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指导反腐败制度安排实践。　　文章包括导言和五章内容。导言简要阐明论文主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论文的主要章节结构和中心内容。　　第一章，主要分析什么是腐败，我国当前的腐败现状如何，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什么，腐败与我国的现行制度的关系。笔者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基于膨胀的需要，滥用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笔者认为，腐败现象在我国仍然比较严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管理制度、权力运行制度和反腐败制度等存在的漏洞，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反腐败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是导致腐败蔓延的重要因素，而这点又与制度建构理念的不科学有密切关系。　　第二章，主要探究腐败得以发生的内在机理，找出问题的原因，找到反腐败的对策。在本章中，笔者首先对需要、利益、权力、制度四个要素进行理论探讨，考察这几个因素所具有的特点与腐败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腐败发生的规律和内在机理，提出反腐败的机理。　　笔者认为，人的需要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动机。人的需要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是两者的统一。追求物质生活条件和趋利避害倾向，是人的基本需要形式。这些特点，决定了人的需要欲求具有一定的限度和社会可控性，同时又具有无限性，存在着膨胀的可能。这种膨胀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或者有效地控制，很可能引发违法犯罪的动机。因此，膨胀的私欲构成腐败的基础。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表现。由于利益涉及主体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另外，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具有一致性和矛盾性，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这些特点，决定了利益主体如果不能处理好自身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容易产生违反社会规定性的行为。权力起源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一种共同利益的政治表现。权力的特点，决定了权力有其内在的矛盾。其一，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它的行使要通过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职权来实现。其二，权力行使中可能产生公与私的矛盾。因此，权力所有与权力行使的分离状态，公共权力代表的公共资源与权力行使者的私利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行为人可能滥用权力为私人利益谋好处。特别是由于权力具有支配稀缺资源的特征，人的利益需求又具有无限性，权力存在着无限扩张和异化的趋势。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很容易产生腐败。人的行为离不开一定的制度。人创造制度，又在制度下生活。制度本身是一种利益结构，如果制度本身不合理或存在缺陷，就会使人产生投机的动机。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笔者进一步从四个角度阐述了腐败的机理。认为制度的缺陷、权力的滥用、私欲的膨胀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制度的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实施机制与腐败的产生有密切联系;生活保障制度、管理制度、处罚制度对主体的行为动机产生不同的作用;主体的腐败行为是一个不断计算的过程。笔者认为，腐败的产生机理告诉我们，腐败紧紧围绕着利益状况展开。因此，反腐败制度也必须把利益控制作为其核心问题。对利益控制的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教化而是以利益对抗利益，这就是利益制衡原则，也是反腐败的机理。　　第三章，主要考察中国古代重要思想家、西方重要思想家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制度安排的理念和思想，为反腐败制度安排理念寻找理论根据。笔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思考主要有两种视角。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主要探讨如何对被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如何加强对统治集团自身管理和防止变质。从被统治者的角度看，就是要求政治法律制度能够符合被统治者的利益，保证被统治者的自由、安全、平等和幸福，相应地，要求对统治者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通过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建构理念，不论是从人性善还是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都指向如何加强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和防范，而不是探讨如何对统治者进行约束。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制度建设理念。这些理念或思想，大都主张通过法治的途径，加强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实现对统治者权力的有效制约。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和防止人民公仆蜕化变质的重要论断和思想。总之，中西方思想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制度建构的理念和思想，为反腐败制度建设提供重要启示。它告诉，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是从谁的利益角度出发，如何搭配不同的利益要求，通过制度形成怎样的利益结构。利益构成其中的红线。　　第四章，主要从实践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制度建设的实践，从中找出利弊得失，为反腐败制度安排提供借鉴。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反腐败制度安排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的系统工程。中国古代的反腐败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实践说明，反腐败制度安排需要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没有民主的基础，反腐败制度很难发挥作用，很容易被扭曲，要么成为专制的奴仆，要么成为动乱的伙伴。实践还证明，反腐败制度安排必须在一定的组织领导下有序开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反腐败没有有序的领导，常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混乱。各国实践还启示，反腐败制度建设要坚持法治化道路。只有通过法治化道路，才能有效反腐败，才能巩固反腐败成果。历史实践还进一步说明，反腐败制安排要紧紧抓住利益这一主线，不以利益制约为核心，就抓不到问题的根本，往往造成制度过剩。因此，民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有序是前提，利益规范是核心。　　第五章，在前面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全面阐发利益制衡理念，认为这一理念是设计反腐败制度的核心原则。　　笔者认为，反腐败制度建设必须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人性分析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对人的基本特性的看法或假设，构成制度安排理念的元问题。笔者认为，人具有私利心和趋利避害的倾向，是人在现阶段的一个特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人的这种私利心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是生产力发展而又不发达的结果。由于生产力发展，人的私有观念得以产生;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个人的利益追求又成为必然。之所以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原因也在这里。从某方面讲，私有制表示人类对物质过分依赖的历史状态。如果没有私有制，人没有公私观念，就谈不上腐败问题。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把公职人员视为完全的公益人，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当然，这丝毫不影响要求并大力提倡公职人员要做人民的公仆，这是一种道德要求。但在现实条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点的情况下，制度，特别是防止腐败的监督制约制度，必须从“最坏”的角度和打算出发，而不能从善良的角度或者说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好人的假定去设计安排。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没有任何必要去设计监督制度。监督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腐败等现象的产生。笔者认为，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人追求具体利益的利己特性的肯定，对制度安排特别是反腐败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在这里，笔者还对人们倡导的以权力制约权力这一观念作了分析。笔者认为，这个假设存在重大缺陷，容易对实践产生误导。这种观念假设了监督者无条件地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严格执法者和坚持正义者，只要赋予他应有的权力，他就会铁面无私地执法，就能解决腐败问题。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一种权力迷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权力迷信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一种对立关系，但不是一种矛盾关系。就是说，被监督者违法，监督者并不必然去处罚。监督者可以放任违法行为产生，或者监督者可能与被监督者合谋。这样，权力就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规定性，服从于个人的利益需要。人们可以运用权力，也可以不运用权力。这样，监督的效果就取决于监督者的责任心和品质。因此，就权力规定权力，只是解决了权力不足而监督不了的问题，没有解决权力运用的动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和必然要监督的问题。现实情况表明，有许多监督者不是因为没有权力而无法监督，而是由于自身的利益原因不去监督。因此，利益才是问题的根本，只有利益才能遏制利益。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利益原则是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则和理念。　　基于此，反腐败制度建构必须考虑两点:第一，要特别注意加大腐败行为的成本，使腐败带来的害处大于腐败所获得的非法好处。第二，针对反腐败动力不足这一现象，同样适用利益制衡原则。要让反腐败成为有益可图或至少无害的事情，让不反腐败成为损害所在或者至少没有益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权力的恶循环。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反腐败制度建构的其他一些基本原则，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和法治原则等。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当然，这都是一些应然分析。反腐败制度建设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支持，这一特点，决定了反腐败制度安排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