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力图从主旨、结构、人物、讽刺艺术、情节等方面探讨《儒林外史》蕴藏的理性思维。 从创作旨意看，吴敬梓出于对士子生活的关怀和对士子命运的忧虑，从生活经历和经验出发，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本着为儒林著史的目的，写就了全面反映士子生活、深刻揭示社会制度的理性作品。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八股科举制进行猛烈的批判，以大量的士林文人材料进行验证，小说阐明的否定科举主题真实准确、依据典型充分，内容全面。而且作者深入到八股科举制度的里层，剖析其腐烂与霉变的实质，对封建末世“人才危机”进行理性揭密。聚焦“儒林”——提炼主题——真相揭密，准确传递了作者的理性思考。 《儒林外史》的结构独树一帜。就宏观而言，《儒林外史》是一个结构完整的有机整体，采用了较为规范的“先假说后论证”逻辑结构：楔子敷陈“假说”，定立基调；主体“论证”假说，脉络清楚；尾声延伸“假说”，前后呼合。就微观而言，主体部分采用“框形帖子式”结构：在反科举这一总的主题框子内，把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串连起来，共同建构一个令人惊诧的“儒林世界”。帖子排列秩序井然，形式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结构类型富有创新，体现作者在主体结构上的理性思维。 不少人物形象由原型转化而来。在处理原型方面，作者采用了直接转换、适度简化、细微调整、稍作变形、剪辑组合等艺术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性。人物形态贴近真实面貌，人物性格更具动态性、更趋复杂性，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闪烁着睿智的理性思维。 讽刺色彩在《儒林外史》叙事美学品位里居最上乘，具有一种现实的厚重感与美学的穿透力。作者“秉持公心，指撼时弊”，表现为：坚持性“善”的道德理性，注重现实的写实理性，崇尚静观的客观理性。作品“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创造性地运用滑稽、反讽、喜悲剧融合、辩证技法等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完全成熟的长篇讽刺小说，洋溢着作者冷峻的理性思想。 情节忠实于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努力追求客观事物形貌的极度精确，使人于平常事理中体味到不平常的生活真理。作品于极其幽默、诙谐语言描述中演绎“三段论”和逻辑“障论”。于写意、戏谑、夸张情节，贯注生活逻辑。 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境遇培育了吴敬梓独特的理性气质，提供他认识社会、认识生活、认识自我的思维能力，并规范着他对“士林”认知的价值取向和表达这一价值目标的审美意识，使之创造了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明显理性思维特征的形象实体——《儒林外史》。儒家思想构建了吴敬梓性格——人格的理性倾向，而早期“家难”，使他产生叛逆心理，怀疑是理性的前提；中年移家金陵，表现浓烈的魏晋情感，背离是理性的求索；中晚年“治经”，复归是理性的重塑。 吴敬梓是理性作家，他的《儒林外史》凭借其理性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部独具一格的伟大作品。理性常常会损害文学艺术，会打乱文学艺术的内部机制，势必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损伤。我们在看到理性思维给《儒林外史》正面增色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它给作品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后指出，研究作品理性思维需要进一步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