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尤其是财政支出的有效性正面临着广泛而强烈的质疑,高额的政府债务成为困扰全世界的一个难题。债务迷雾中各国政策制定者均面临着究竟是采取积极财政还是紧缩财政的两难选择。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也呈现趋势性下滑,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继续实施加力增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增长。由于当前劳动力、实际资金成本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上涨,资源配置低效和供给需求错配等问题使得改革的矛盾更多指向供给端,化解的方法需要充分利用减税和逆周期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减税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势必会导致财政收支缺口的扩大,使得我国进入财政收入增速趋缓、支出刚性增加和赤字不断扩大的“财政新常态”。在这样的“财政新常态”下,积极财政政策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债务风险的权衡。因此,研究财政支出的有效性,并以此为起点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以及私人投资的非线性效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已有文献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Armey曲线”。Armey(1995)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构建了"Armey曲线”,认为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非对称关系。Armey曲线直观地说明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那么,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起点和逻辑基础。本文通过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提出财政支出存在非线性效应的理论假说,并利用马尔科夫区制模型对假说进行检验；其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并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求解财政支出的门槛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门槛效应,为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进行区间调控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全文共设计七章的内容,其中,第一章是绪论,主要用于总领全文,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框架和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不足；第二章,回顾和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和总结已有研究的不足,阐述本文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必要性；第三章,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为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四、五、六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分别研究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以及私人投资的门槛效应。第七章主要用于总结全文,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通过上述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通过借鉴Alesina and Tabellini(2008)和方红生和张军(2009)的方法分析我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繁荣期的财政行为,研究结论为,基于全国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总体上表现为“逆风向而动”的逆周期财政政策,但基于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分析却表明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为在经济衰退期,地方政府通过加大政府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等扩张性的财政支出刺激国内需求,表现出了明显的逆周期特征,而在经济繁荣期却表现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这意味着无论在经济衰退期还是经济繁荣期,我国地方政府均具有强烈的倾向通过扩张财政支出规模刺激经济。其次,从理论角度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均存在非线性效应的理论假说,并以我国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马尔科夫区制模型从时间路径上对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关系均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效应,这种非线性影响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影响分为两个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三种影响所对应的时间段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1993-1996年,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均为挤出效应,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23和-0.067。相应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且趋近于零。在2008-2014年,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均为微弱的挤入效应,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19和0.043。相应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也有微弱的促进作用,系数值为0.067。由此可见,当经济处于过热期,通货膨胀持续上升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当经济处于低迷期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次,本文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非线性效应,并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从实证角度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门槛值。研究发现：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财政支出门槛值分别为24.9%、19.1%和31.4%；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财政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的门槛值分别为1.307、1.237和1.236；促进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财政经济性支出与非经济性支出比例的门槛值分别为0.551、0.564和0.541。最后,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门槛值将财政支出规模分为四个区间,当财政支出规模小于19.1%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私人投资均为促进作用,财政支出规模处于安全区；当财政支出规模位于(19.1%,24.9%)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挤入效应变为挤出效应,但由于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仍有挤入效应,因此,财政支出在这个区间内对经济增长仍然为促进作用,财政支出规模处于轻警区；当财政支出规模位于(24.9%,31.4%)时,虽然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仍为挤入效应,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均为挤出效应,财政支出规模处于中警区；当财政支出规模大于31.9%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与私人投资均为挤出效应,此时,财政支出规模处于重警区,应注意不能再盲目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