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上,为了寻求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增进亚非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提出来的一项外交准则。50多年来中国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求同存异”就像早些时候中国、缅甸和印度领导人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竞争共处、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求同存异”思想对中国的外交事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求同存异”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理论渊源出发,认为“求同存异”外交思想的提出是新中国开展和平外交的需要,是处理亚非国家间外交关系的需要,亚非会议的召开为“求同存异”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求同存异”思想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本文探讨了“求同存异”思想丰富而深刻的内涵。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要“存异”。否认“存异”,就没有了联合的可能,就无法追寻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而对于不同国家间的联合“存异”是必然的。“求同”和“存异”是辨证的关系。“求同存异”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该理论指导我国外交实践的过程。在“求同存异”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运用“一国两制”成功的解决了港澳问题;为解决领土争端,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与“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是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求同存异”思想的应用。“求同存异”思想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中体现了灵活、务实的态度,从其提出至今50多年的实践表明,该思想有着丰富的现实和理论意义。研究“求同存异”原则,不但能为处理中国同周边国家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提供现实指导思想,也可以为当今世界存在的民族矛盾、地区冲突、领土纠纷等问题开辟新的解决途径。正因此,作者才力图通过全面的介绍中国共产党“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大量事实对“求同存异”外交原则的正确性加以印证,最后将“求同存异”外交原则推广运用于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民族矛盾、地区冲突、领土纠纷等各种问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