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家庭金融和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在Campbell&Viceira（2002）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不考虑劳动收入的居民资产配置模型,得到居民的最优风险资产持有比例与股市的期望超额收益率成正相关,与股市的预期波动率成负相关。接着本文逐步将劳动收入引入居民资产配置模型中,深入探讨无风险劳动收入和有风险劳动收入对居民资产配置的影响。当考虑无风险劳动收入时,投资者受约束地（即不能交易）拥有无风险的人力资本,与仅仅拥有可交易金融资产的投资者相比较,该投资者风险资产投资所占比例将更高。随着人力资本与金融财富比例(?(2)的提高,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也将相应提高,并将随着投资者的生命周期不断发生变化。同时,考虑无风险收入后的模型还暗含了逆向投资的资产配置策略,投资者人力资本和金融财富之比(?(2)会因为相关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化。当股票市场表现出色时,假定个人投资者人力资本保持一定,其拥有的金融财富(2则会相应增加,投资者人力资本和金融财富之比(?(2)将变小,从而会减少风险性资产所占有的权重。当引入有风险的劳动收入之后,分析投资者的最优风险资产配置比例时,需要同时考虑劳动收入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收益和风险。一方面,预期未来劳动收入增加或者劳动收入增长率增加时,投资者的人力资本将会相应增加,从而增加风险资产的持有比例,另一方面,人力资本风险也就是劳动收入风险增加时（劳动收入增长率的方差增加或者劳动收入增长率与股市收益率的协方差增加,假设协方差为正）,投资者应该减少风险资产所占有的比例。根据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发起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所采集的调查数据,我国家庭对风险性较大的金融产品中股票、衍生品和外汇等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参与率分别为8.84%、0.05%和1.10%,目前我国家庭持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仍比较单一,主要是以股票类资产为主。在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以股票作为代表性风险资产来实证检验了劳动收入对我国城镇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的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了劳动收入对我国城镇家庭股市参与的影响,主要实证发现有:1、城镇家庭预期未来劳动收入增长率对股市参与和股市参与深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2、股市有限参与和持股比例的巨大差异与家庭之间的异质背景风险尤其是劳动收入风险有关,我国城镇家庭劳动收入的自有风险对股市参与和参与深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我国城镇家庭劳动收入的协方差风险对股市参与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3、家庭拥有失业保险,从而降低了收入风险,对股市投资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此外,在影响股市参与的其它因素方面,住房所有权显著地促进了股市参与,房产投资的“财富效应”明显。户主年龄与股市参与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中国家庭金融投资存在“生命周期效应”;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我国家庭的股市参与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的股市投资专业知识越多,参与股市投资的进入成本越低;我国东部地区参与股市的概率和持股比例均显著地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