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于个体身上种下的理性与自由、于社会织体上播下的分化与迅速变迁的基因,在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与群体、国家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分化与整合之间的对立冲突等诸多问题。不断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要解决现代性释放的各种弊病,最为有效或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其政治体系民主化;这也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和地区纷纷转向民主政治、形成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终极原因。学者们对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浓厚兴趣主要在于用宏观(现代化、结构主义、文化)或微观(过程)的方法解释民主化发生的动力机制,但是对于必将发生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通向民主之路的途径有哪些、怎样或者如何以最低的代价实现民主转型。早期英、法、美等国家通过先增加政治体系的竞争性(允许对公共职位进行公开竞选)、然后增加政治体系的包容性(扩大选举权范围)的渐进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化转型;后来的德、日等国家是通过外部强加的模式构建起了民主政治体系;而在最近的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中,大多数国家通过改革、决裂和移转三种途径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指威权政体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以政策转变、结构调整、谈判协商等方法自上而下的主动发起民主化改革、控制民主化进程、经过较慢长的时间完成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移转模式是威权政体内部的政治精英与民主的反对派和社会公众通过暴力抗议或镇压、和平谈判等方式进行反复的拉锯斗争,最终各自妥协构建起民主政体;民主化的决裂模式是指软弱而又不愿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威权统治者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暴力抗议推翻、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民主政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亚主要的威权国家和地区相继开始民主转型。台湾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精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威权政治结构进行改革,并以政策调整、谈判协商的方式始终控制着整个民主化进程,最终经历十年的漫长征途在1996年以改革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韩国的军事威权统治者尽管不愿意进行民主化改革,然而在反对派和社会公众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步步退让,双方经过反复的拉锯斗争、谈判协商以移转模式于1992年完成了民主转型。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尽管在民主化发生和完成的时间上存在着差异,但是软弱的马科斯和苏哈托都不愿意主动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均被民主反对派和社会公众自下而上的抗议斗争推翻了独裁统治,以与旧政权决裂的方式构建起了新的民主政体。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亚威权主义国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逐渐开始进行民主化改革,不过至今他们尚为完成民主转型的任务,无法对其民主化模式进行准确的判断。所有的民主化模式当然都是百川纳海、殊途同归、最终构建起了民主政体,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选择的民主化模式为构建民主政体付出的代价并不相同。对东亚已经完成民主转型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考察和比较分析表明,台湾的民主化改革模式对它的政治能力、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失业率、城市化、社会平等程度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最小,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有利;菲律宾、印尼的民主化决裂模式对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损害最大,对民主政治的巩固最为不利;而韩国民主化移转模式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的损害还是对民主政治巩固的影响都居于中间。以东亚的经验审视,民主化的改革模式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最佳途径——它付出的成本最低、获得的收益最大。问题在于,台湾为什么以改革的模式完成了民主转型,而韩国、菲律宾与印尼却分别选择了民主化的移转模式与决裂模式呢?或者说怎样才能通过改革的模式以最低的代价完成民主转型呢?对东亚经验的再次考察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相对高的经济平等程度、制度化的威权体系、较弱的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民主化的改革模式得以实现的宏观结构条件,而合理的土地政策、工业化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正确的选举策略、改革时机选的择是塑造宏观结构条件和民主化改革模式的有效工具;相反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战略选择则会导向民主化的决裂道路。东亚的经验为民主化的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就必须在长远谋划的基础围绕着改革道路的塑造进行合理的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