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它不仅支配着西方社会的政治思想,也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可以说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原则以及价值观之上,并受其制约。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传播阶段、转型和阻断阶段、“回归”阶段以及勃兴与嬗变阶段。文章以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脉络为主线,分析了自由主义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及影响。第一阶段,自由主义在日本的传播。明治维新前后以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以及植木枝盛为代表的“洋学绅士”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积极向日本社会宣扬自由、平等的理念。福泽谕吉和中村正直的政治思想受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影响较大,尤其是密尔的政治思想。他们的自由观带有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中江兆民和植木枝盛的政治思想则是对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兰西自由主义的宣扬。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宣扬,自由主义开始在日本传播,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对日本国民主体性的养成,现代国民的型塑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次,受自由、平等理念的影响,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开始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批判。最后,自由、民主的理念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推动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第二阶段,自由主义在日本的转向和阻断。这一章分析了明治思想家的集体“转向”以及军国主义对自由主义的阻断。以福泽谕吉、加藤弘之、森有礼为代表的明治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从“民权”向“国权”的转向,从倡导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者最终滑落为主张侵略的国家主义者。启蒙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他们都是从西方“天赋人权”的理念出发,在现实中却把“天赋人权”转变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要求“民权”服务和回归“国权”。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从“民权”到“国权”的思想转向有力地证明,个体的自由只不过是实现国家自由的工具和途径,而不是终极的价值追求。他们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只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而忽略了其价值理性。明治思想家从自由主义向国家主义的集体转向有着多方面原因,其中外在的殖民压力,内在的政治文化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弱小,对其思想的转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治思想家的集体转向标志着自由主义的退却,国家主义成为明治末期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到了昭和时代,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的上台完全阻断了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军国主义势力通过《治安维持法》和特高警察,残酷镇压以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日本社会进入了“黑暗的谷底”时代,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被彻底阻断。自由主义理念的缺失,极端国家主义的兴起是日本最终走向侵略的重要原因。第三阶段,战后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回归”。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布局的考量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美国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对日本进行了全面改造,目的是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自由主义政府。战后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批判日本侵略国策的同时,也公开忏悔他们未能坚持正义,反抗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和对外侵略,形成了一个“悔恨共同体”。丸山真男、大冢久雄、川岛武宜是战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他们认为“从头开始学习近代自由”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创造有主体意识的现代国民是战后日本“革命”的重要课题。战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拥护和平宪法,反对安保条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但随着安保斗争的失败,自由主义者趋向于保守。第四阶段,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勃兴与嬗变。20世纪80年代,受世界经济格局和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家的影响,日本开始接受和拥抱新自由主义。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先后经历了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总决算”、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小泉内阁“无禁区改革”以及“安倍经济学”。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自由和繁荣,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增加。为消除新自由主义的负面影响,新保守主义顺势而为,从而实现了经济新自由主义与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结合。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推动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加速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程。日本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之一,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留日精英的努力,日本的自由主义理念也传到了中国,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虽然包含一些积极成分,但其本质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完成态,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教条和意识形态。“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已经清晰地暴露其阶级本性和政治意图,已经受到各国的抵制和批判。中国的发展理念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北京共识”作为一种更加科学的发展模式逐渐被更多国家所认可。由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对立,未来的改革和发展还需要警惕和防范新自由主义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