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者校勘辑佚古籍的成绩向为后人称道,而于1800年前后回传的《群书治要》在其中的作用则多为人所忽略,遗惠后世的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群书治要》的关系更是鲜有学者论及。首先,本文通过梳理《群书治要》从五代到明朝目录书中的记载,讨论其在中国的流传情况。接着,从清代目录书、古籍校本和学术笔记三种材料入手,概述清代学者对《群书治要》的认识和利用,并指出区别于其他学者将《群书治要》用于校勘,严可均将《群书治要》运用于辑佚,这成为他的辑本优于许多学者所辑的同一典籍辑本的一个重要原因。然后,从严可均交游入手,引证两则未被注意的史料,补充前人对严可均与姚文田、孙星衍交往的研究；又根据严可均与同乡友人丁授经、丁溶的交往,认为严可均的学问取向与其同乡前辈丁杰的学问路径有关联。之后,从文学总集编纂的角度,论述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与《全唐文》、《续古文苑》和《文选》的关系,点明严可均编纂《全文》的学术史背景。最后,通过比勘《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引用《群书治要》的辑文与辑佚来源中的相关佚文,提出严可均利用《群书治要》辑佚的两种方式：以《群书治要》为底本的辑佚和用《群书治要》校勘《晋书》的辑佚。在具体字句的取舍上,严可均以求全为第一准则,通过处理异文的不同方式,表达自己对辑文原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