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消极补强的口供补强规则不同,隐蔽性证据规则是指裁判者利用从被告人供述、指认中获取隐蔽性很强的证据或案件中独有的隐蔽性信息,印证补强被告人的供述和指认,并在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后据以定罪的证据规则。这是一种单向正向的补强规则,通过隐蔽性证据单向补强被告人供述和指认,以积极肯定的方式规定口供经补强后定罪的模式。但隐蔽性证据规则在运用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理论上,学界对于“隐蔽性”的具体界定、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情形等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司法实践中,隐蔽性证据规则的理解运用也存在偏差,存在过分注重收集隐蔽性证据,导致其他证据的收集被忽视和形式印证的现象,以及潜在虚假供述风险和证明程度存有分歧等争议,出现运用混乱的情况。因此,对该证据规则解读、分析和探索,以提高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价值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隐蔽性证据规则的运用情况为研究对象,基于对隐蔽性证据的实体内容进行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并解决其在运用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正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隐蔽性证据规则的规范解读及其与相关证据规则的比较。本部分通过对隐蔽性证据规则法律条文的解读,明确现行法律对证据规则采取“运行模式+定罪逻辑”的形式表述;明确区分隐蔽性证据规则与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刑事印证证明规则的异同,以进一步定义隐蔽性证据规则;结合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分析隐蔽性证据规则中的补强功能,寻求隐蔽性证据规则的补强要求与程度。第二部分为隐蔽性证据规则运用情况的实证研究。本部分基于实证调研过程中检索到的172份刑事判决书、刑事裁定书等记载的案例材料,从样本数据统计、样本案例实际运用情况两个维度实证考察我国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情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普遍存在泛用现象,适用情形存在被拓宽至“先证后供”模式等情况。第三部分为隐蔽性证据规则在运用中存在问题及其成因的剖析。本部分通过对第二部分样本案例中呈现的司法运用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并分析其成因。并基于实践样态下,结合具体的实证考察样本案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隐蔽性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具体包括:理论层面上,隐蔽性证据“隐蔽性”的不确定性、适用范围的泛化性、适用情形的争议性;实践层面上,隐蔽性证据在印证证明中潜在虚假供述风险、在印证证明中证明程度存有分歧、强定罪逻辑可能导致裁判者忽视证据的全面审查。第四部分为隐蔽性证据规则设置的完善建议。本部分针对前文总结归纳的隐蔽性证据规则理论层面问题,结合具体样本案例提出针对性建议。具体包括:准确界定隐蔽性证据的“隐蔽性”范围,给予具有相对弹性的定义以适应司法实践的变化;拓宽隐蔽性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至实物证据、将“先证后供”模式下获取的隐蔽性证据附条件适用;弱化隐蔽性证据规则的强定罪逻辑。第五部分为隐蔽性证据规则运用路径的理性探索。本部分针对裁判者在司法实践中对隐蔽性证据规则运用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与提升:其一,从裁判者的角度提出相应的运用规范,包括裁判者需合理把握隐蔽性证据在刑事印证中的证明力,以及建立裁判者评估供述可靠性时的裁判思维;其二,从案件刑罚轻重的角度提出构建不同的隐蔽性证据案件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