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微观层次的分析方法,研究影响以美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中,以色列历任总理的决策及其成因,以此探寻以美特殊性的根源。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分别受制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旨在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后者坚持“大以色列”信仰,致力于在巴勒斯坦整个地区建立犹太人的国家。本文提出四个假设。工党和前进党总理在处理以美关系时,配合美国的战略或策略。利库德总理的决策分为三类: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强现实主义者把“大以色列”信仰放在首位,但尽量避免损害以美关系;强现实主义者和弱意识形态主义者配合美国战略,必要时摆脱“大以色列”信仰的束缚;强意识形态主义者和弱现实主义者做决策时坚持“大以色列”信仰,愿意为之付出牺牲以美关系的代价。本文通过大样本统计方法,搜集了从以色列建国至奥尔默特时期38个案例,证明了假设的合理性。本文预测,工党、前进党和利库德总理在今后的决策中,仍保持既定的倾向,利库德总理将给以美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