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发展迅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但是数字平台特有的网络效应、锁定效应、规模经济、低边际成本、杠杆效应、二重身份等特性,使得数字平台自带垄断基因,更易形成垄断格局。经过前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市场高度集中、一些行业寡头或双寡头垄断、市场壁垒逐渐提高、中小企业发展放缓的市场竞争格局。“二选一”、“超高抽成”、“自我优待”、“大数据杀熟”、“平台封禁”等反竞争行为层出不穷,严重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自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首次会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之后,2021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又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反垄断和强化竞争政策得到了政府高度重视、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21年也成为了我国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元年”,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针对阿里和美团实施的“二选一”、43起未申报的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了行政处罚,开出了超高罚单。但是数字经济特有的商业模式和竞争特征也使得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规制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双边市场、跨界竞争、零价竞争、动态竞争等特性,使得原有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析工具失效,导致了平台领域的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定位认定、行为的违法性识别都面临困境。因此,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特殊性,建议探索多维度、多方向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路径;摒弃相关市场的界定为必要前置程序的羁绊,坚持个案分析原则,依据行为性质和实际证据情况,灵活选择是否界定相关市场;回归市场支配地位的本质,即经营者不受竞争机制的充分约束,具有一定的独立于市场的决策和活动能力,以及市场支配地位同滥用行为之间的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行为和行为效果的严格考察,反向推定行为主体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回归反垄断规制保护市场竞争的宗旨,聚焦竞争损害、创新损害,进行行为的违法性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