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通货膨胀一直是令各国政府头疼的主要经济问题之一。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则会使经济体的运行出现紊乱,从而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害。这种不易把握性常常使得政策的制定者感到头疼。经济学家研究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通货膨胀对经济体影响的大小以及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要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对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估算。因而,如何对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成本进行测算成为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学特别是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首先要揭示通货膨胀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福利损失的。对这一问题,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人们被迫改变对货币的持有量以此来减少由于持有货币而造成的实际货币余额的降低而给自身带来福利损失。人们持有货币是因为货币具有价值贮藏、交易媒介等作用,人们通过持有一定量的货币来进行跨期的财富转移和方便自身的交易行为,而货币的这些功能为货币持有者带来了方便,因此对货币持有者来说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具有效用。当人们由于通货膨胀的存在而被迫改变自身的货币持有量时,效率损失便产生了,因而也就产生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既然找到了通货膨胀产生福利损失的机制,接下来的问题便产生了：在经济体的运行中,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通货膨胀水平,使得在此通货膨胀水平下,其对经济体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达到最小,抑或是说,在此通货膨胀水平下,经济体的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Friedman(1969)指出,“当社会制造货币的边际成本与私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相等时,社会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就会实现,由于社会制造货币的边际成本可以近似为零,因此当私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也为零时,社会福利最大化状态便达到了。由于私人持有货币的边际成本即为名义利率水平,由此可见,要实现经济体中最优的通货膨胀水平,名义利率就必须等于零”’,这就是著名的弗里德曼法则(Friedman Rule)。经济体中,由于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而实际利率一般大于零,因此,对经济体来说,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一个通货紧缩率,其大小大致相当于资本的真实利率。明确了最优通货膨胀利率之后,对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成本的计算也便有了可以参照的依据。Bailey(1956)首先对这一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在Bailey看来,通货膨胀就像对货币征税,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微观经济学中计算消费者剩余的方法对通货膨胀所产生的福利损失进行计算。在Cagan(1953)研究的基础上,Bailey对欧洲六国七次超级通货膨胀所产生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这也是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进行的首次实证研究。Bailey的研究使得对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突破使得对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研究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由于Bailey(1956)的研究是建立在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论虽然具有开创性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因此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针对Bailey(1956)福利三角法缺少微观基础这一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测度建立微观层面的理论基础。要建立微观基础,必须解决人们为何要持有货币这一问题,即通过何种途径将货币纳入到个体的效用函数之中。Samuelson(1958)从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着手,认为人们持有货币是因为货币可以作为跨期转移的工具,可以在代际之间进行财富转移,从而实现人们终身效用的最大化；Sidrauski(1967)认为货币可以直接给货币持有者带来效用,并将货币直接纳入到个体的效用函数中,这便是货币内含效用模型。但Sidrauski(1967)并没有明确到底是货币的何种职能给货币持有者带来效用；Clower(1967)直接对购物条件进行了约束,他假定消费者购买物品必须使用货币,这样,货币便通过其自身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而为货币持有者带来交易的便利被纳入到个体的效用函数中,这便是现金约束模型；McCallum和Goodfriend(1987)认为购买物品需要占用家庭的时间,时间对于家庭来说是有效用的,货币的存在可以节约家庭花费在购物上的时间,因此货币可以通过节约购物时间的方式进入到家庭的效用函数中,这便是购物时间模型；Lagos和Wright(2005)假设家庭必须通过自己生产的商品去交换家庭自身需要的商品,由于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体中常常无法达到需求的双重耦合,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便得到了体现,这便是货币搜寻模型。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学者们通过货币自身具有价值贮藏、交易媒介等作用将其纳入到效用函数中。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方法比较成熟的Bailey的福利三角法和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Sidrauski(1967)框架下的货币内含效用模型进行了详细的理论介绍和模型推导。并对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评述。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综合考虑之后,分别选取了方法比较成熟的Bailey福利三角法和货币内含效用模型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进行了估算与比较。考虑到近些年来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低于6%)的现实以及政府对宏观调控能力的加强,预计未来很少会出现较高的通胀水平,低通胀水平将成为经济体中的常态,因此我们在数据的选择上摒弃了具有较高通货膨胀率的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数据。此外,在计算中要用到名义利率这一变量,且名义利率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利率,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偏低,因此我们在数据的选择上选取比较市场化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作为市场化利率的替代,由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在1996年才开放,因此我们在选择数据时选择了从1996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作为我们估算相关系数的基础。选取经济体中的实际利率为3%,通过计算我们发现,在Bailey福利三角法下,10%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占GDP的比例分别为5.76%(半对数货币需求函数)和4.94%(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在货币内含效用模型法下,利用补偿变量法选取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的计算结果为,10%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为GDP的5.67%。考虑到经济体中存在流动性约束的问题,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使得建立在完全资本市场假设下的模型计算结果偏小,从而低估了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因此本文首次提出利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来衡量经济体中流动性约束的大小。并通过估算的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系数对中美两国的流动性约束大小做了比较。结果发现,相对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而言,我国的流动性约束非常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我国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系统的介绍了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最新的研究货币搜寻模型进行了介绍,此外,本文还对考虑到现实情况中存在的流动性约束和家庭异质性的模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2.本文选取1996年之后的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进行度量,有效的规避了由于极端值的存在而使得估计结果的出现偏误；3.根据已有的文献,本文首次提出利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来测度流动性约束的大小,这为在更符合现实的情况下研究通货膨胀造成的福利损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