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自成书以来，在百余年里历经了几次浮沉，它在传播学上的命运多舛一如它的描写对象——上海租界妓院里的长三妓女——海上花的本身命运。在本文中“海上花”有两层意思，一是指长三妓女，一是指《海上花列传》一书。本文从妓女的起源和狭邪小说的社会背景出发，运用社会学、语言学、传播学和女性主义等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对《海上花列传》在出版后的一百余年里所经历的变迁及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对文本的语内语际两度翻译、剧本的改编和影视传播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海上花列传》独特的艺术性和与时俱进的经典性。　　 为了进一步诠释本文题目的内涵，第一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了妓女起源的历史，并结合《海上花列传》文本来探讨妓女命运的悲惨表现及其社会内蕴；　　 第二节主要从张爱玲的《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的观点出发，结合其他著名的评论家的观点，对《海上花列传》的两度出现、两度湮没的奇特传播现象和形成原因做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同时还回顾了《海上花列传》的版本情况，对其艺术再生产现象做了较全面的解释，包括张爱玲翻译的国语本和英译本，朱天文的剧本和侯孝贤的电影。　　 长期以来，小说文本的《海上花》和语言之间所具有的某种特殊关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后来读者：开启《海上花列传》的神秘世界的唯一符咒，正暗藏于语言之中。第二章便从语言变迁的角度，对《海上花列传》在传播过程中的艺术再生产做了一个回顾：　　 从吴语语言的自我选择开始，到张爱玲的语内语际翻译的国语本《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和英译本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最后到影像语言的电影《海上花》。语言形式虽然不同，但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韩子云笔下充满魅力和无限开放性的“海上花”的世界。　　 毋庸置疑，《海上花》也当属于女性主义文学之范畴。从女性主义视角审之，原作者韩子云有着进步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和创作观，张爱玲和孔慧怡两位译者联手成就的英译本当仁不让地属于女性主义翻译和创作，而在电影中，长镜头和蒙太奇的镜头语言和华丽苍凉、欲说还休的服饰语言，更是聚焦了对女性本体生存空间的关注和焦虑。第三章便是从上述三个层次，通过历来研究者往往会忽略的细微角度，分别阐释了《海上花》蕴含的人文关怀和女性主义的思考。　　 《海上花列传》和张爱玲的关系尤其特别，这在文学史、尤其是文学传播史上，将会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和个例，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开放性话题。但限于本文篇幅，在第四章结论中，只是简要地提到《海上花列传》的“平淡而自然”的文风对张爱玲创作的大致影响，再次印证了《海上花列传》永不衰竭的艺术性和经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