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FAL公约)作为一部旨在减少从事国际航行船舶抵达、逗留、离开的手续、文书要求和程序,力求实现全球海运便利化的公约,要求缔约国在最大程度上为本国港口内的外国船舶提供便捷、高效的通行服务。然而,海运便利化也需接受港口国的监管,此种监管包括港口国对船舶的监督和港口国对船舶货物的通关审查。监督和审查的制度、方式不同对海运便利化实现程度的影响也不同,国家安全与贸易自由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国家的航运发展水平差异会在公约规定的统一海运便利框架下无限放大并产生冲突,然而此种冲突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可以通过区域化与国际化两种机制进行协调。本文着重在海运便利化与港口国监管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在哪些领域内会产生冲突,此种冲突如何协调以及我国如何应对海运便利化下的挑战等方面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和探讨。导言部分主要介绍海运便利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等内容,协调海运便利化与港口国监管的冲突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第一章主要从实证角度分析了海运便利化实现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对FAL公约规定的港口国监管内容进行了论述。港口国对外籍船舶的不当监督影响着船舶航行的便利。本章选取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港口国监督实例,在对外籍船舶的监督中,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对外籍船舶都采取了严格的滞留措施,影响了船舶的正常营运计划。FAL公约框架下的港口国公共管理当局包括港口国监督部门与海关部门,为港口国监督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指引。第二章主要介绍了《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的缘起和发展,并对公约规定的标准做法与推荐做法条款进行了分析。在内容上,标准做法与推荐做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分别为人员、货物的抵达、逗留和离开;货物、人员和行李的通关;公共卫生和检疫以及港口服务。在性质上,标准做法是公约为缔约国设定的强制性义务,推荐做法则为非强制性的建议案。在实现程度上,推荐做法与标准做法相比,要求较高。《便利国际海上运输公约》2016年修正案作为海运便利化的最新实践,对缔约国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及外国船员登岸休息措施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章主要对港口国监管的必要性和港口国监管与海运便利化的冲突问题进行了说明。港口国监督的必要性源于国际法要求缔约国履行船旗国管辖与港口国管辖的义务。港口国管辖是目前对船舶进行监督的主要方式,一是因为大量方便旗船舶的产生,使船旗国行使管辖权变得不切实际;二是船舶自身航行的特点使得船旗国难以对其实施有效及时的管辖。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和防止环境污染要求港口国对外籍船舶实行监督。在国家安全方面,港口国监督主要防范海上恐怖主义风险;在环境污染方面,港口国监督主要对外国船舶设备、船员配备,证书要求等方面展开审查。此外,为了规范航运市场竞争秩序,防止不正当竞争,打击低标准船舶也要求港口国履行监督义务。因此,追求海运便利化必然会与港口国监督产生冲突,包括海运便利化与国家安全的冲突,港口国不当监管引起的冲突等。第四章论述海运便利化与港口国监管的协调,本文从区域化和国际化两个角度介绍了此种协调实现的方式。区域化协调机制主要表现为备忘录的形式,本章主要介绍了《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的实施情况。备忘录对作为监督对象的船舶列出了一系列标准,因此,港口国可以根据备忘录列举的事项提升本国船舶技术水平,缩短检查周期,进而提升海运便利化水平。国际化协调机制涉及到港口国监管的另一项内容,即港口国海关审查制度。海关对船舶货物通关程序的审查也会影响海运便利化的实现程度,对此,本章以规范货物通关的最新实践——《贸易便利化协定》为框架,以协定规定的事项规范港口国对进出港货物的通关审查。港口国不当监督产生的原因在于港口国未严格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开展PSC。因此,在国际化协调机制上,港口国需在国际公约规定的范围内对外籍船舶开展监督检查。第五章分析了海运便利化在我国的实践现状,包括港口国监督的立法与实践和船舶货物通关的立法和实践。在我国港口国监督的立法实践中,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港口国监督立法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我国开展港口国监督的法律依据。针对我国目前港口国立法的现状,现阶段我国港口国监督主体存在多个部门,在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上存在问题。除此之外,《船舶安全监督规则》作为我国港口国监督依据的主要规则,将本国船舶的监督与外国船舶的监督一齐纳入规则的调整范围,不尽合理。另外,缺乏对备忘录及公约条款的国内法转化也是我国港口国监督立法面临的问题。在我国货物通关的立法实践中,本文列举了我国目前海关进行通关程序审查依据的法律文件,并结合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内容对我国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下的相关义务展开了论述。解决上述两方面出现的问题,在港口国监督方面需要明确监督主体,完善立法的转化以及提高执法队伍素质;在货物通关方面需要建立“单一窗口”,加强AEO互认合作以及提升海关事务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