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关于土地受让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属于双方当事人能够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受让方迟延支付土地出让金所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源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司法调整的矛盾频频发生,类案不同判,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给我国的司法审判工作带来困扰。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贵阳市国土资源局与贵州太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为例,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中,土地受让方迟延支付土地出让金后,土地出让方会请求法院判决土地受让方按所欠金额的日1‰向出让方支付违约金,此时几乎所有类似案件的土地受让方都会向法院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酌减。而通过该指导案例及其类案,反映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司法调整中普遍存在的几个问题,主要是民事、行政关系混淆下违约金异化、违约金以超过损失30%为调整标准明显不合理、可得利益损失的定位明显失当及违约金调整未充分考量当事人过错程度这四个方面。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土地受让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条款不是由双方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但该合同的签订确是基于双方意思自治,对其的调整实质上是对双方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干涉,需要充分的正当理由。通过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调整的正当性进行理论阐释,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的司法调整应当以利益平衡和诚信守约为导向,以合同法语境的公平作为调整违约金的正当性基石。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调整与一般的民事合同违约金调整相比较而言有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具有民事、行政交叉性及商事合同的特殊性等,土地受让人相对于一般民事主体对合同风险或者商业风险有更高的预判和预评能力,且商事合同在价值追求上与民事合同也不尽相同。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违约金调整标准与一般民事合同违约金调整标准亦不同,当该类合同违约金在司法实践中被大概率酌减时,还应当考虑到此现象可能会损害国家公共利益,造成国有土地资源的浪费及土地出让方政府土地资源主管部门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完善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金司法调整应当将可得利益纳入损失范围、在民事诉讼中对合法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参照适用、放弃现行“一刀切”的30%的违约金调整标准或单一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参考标准,违约金调整须考量综合因素,如土地受让方的过错程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