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是国民经济不可替代的基础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大规模的粗放式资源开采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天花板’,实现矿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面临严峻的挑战。而由于环境公共品属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企业缺乏增加治污成本来清洁化生产的内在激励,使得政府政策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因此,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影响效应,探索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我国矿业实现绿色发展的模式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外部性理论、环境规制理论以及绿色发展理论为研究框架,基于2001-2015年全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分别构建动态面板、面板门槛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等方法,研究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水平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结构的异质性效应、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环境规制竞争策略的政策效应,以期为政府因地制宜的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工具促进矿业绿色转型升级和探索绿色矿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界定相关概念并借鉴相关理论观点。主要从绿色矿业的测度与发展路径和环境规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绿色矿业和环境规制的相关概念、内涵和分类进行界定和阐述,对绿色矿业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量化测度指标方法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借鉴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内生增长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环境规制理论和绿色发展理论的观点和方法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剖析环境规制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后文展开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宏观把握我国绿色矿业发展态势和存在问题。主要从我国绿色矿业发展概况、绿色矿山建设现状和绿色矿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对我国绿色矿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回顾、矿产资源勘查现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在宏观上把握我国绿色矿业的发展脉络;绿色矿山建设是绿色矿业发展的基础和和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四批共计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的地区分布、行业构成和验收评估情况的分析,深入了解我国绿色矿业发展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取得的成效;我国绿色矿业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如政策制度不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问题突出、矿业发展面临结构性矛盾、地区间绿色矿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第三,通过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异质性效应分析,揭示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sys-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矿业水平的影响效应大小和方向,重点分析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效应,探讨不同强度、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异质性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矿业水平之间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而不存在“倒N”形关系;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跨过拐点,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跨过拐点即能发挥倒逼激励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能激发东南沿海地区的创新补偿效应和绿色替代效应,有利于提高绿色矿业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会加剧中西内陆地区产生“投资挤出效应”和“黑色预期效应”,从而抑制绿色矿业水平。在绿色矿业酝酿阶段(2001-2008年),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矿业水平之间均不具有非线性关系;在绿色矿业起飞阶段(2009-2015年),只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矿业水平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针对不同省份区域、矿业发展阶段的情况,单独使用或搭配组合,因地制宜的定制化环境规制类型。第四,通过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揭示环境规制影响绿色矿业发展的最优区间。通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矿业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环境规制的门槛值和门槛区间是何水平。结果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技术创新与绿色矿业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为4.663),但并未跨过该门槛(ERI<4.663),并且更多表现出的是对绿色矿业水平的抑制作用;市场激励型存在双重门槛(门槛值为7.008和10.898),只跨过一重门槛(7.008<ERI<10.898),说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能激发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东南沿海地区和绿色矿业起飞阶段(2009-2015年)也是显著。科学合理的制定环境规制强度,能更好的激励矿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以创新收益弥补环保成本,促进绿色矿业发展。第五,通过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对绿色矿业发展的政策效应分析,揭示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权衡。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环境治理关系体系,在“逐底效应”和“示范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面临“三种激励”和“两种约束”下的环境规制博弈策略机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考察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和空间滞后系数的方向和大小,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在不同地区间的策略互动和政策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之间绿色矿业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N”型波动的阶段特征;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我国地区间存在“模仿”行为(β<0,ρ<0)的“逐底竞争”现象,东南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间竞争策略为“无策略性竞争”,中西内陆地区主要实施“差异化竞争”和“逐底竞争”策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下,地区间更倾向实施差异性的替代策略,东南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间竞争策略为“差异化竞争”(β>0,ρ<0)和“逐顶竞争”(β>0,ρ>0),中西内陆地区间的竞争策略为“差异化竞争”。东南沿海地区既可实施差异化替代政策,也可推行高标准高门槛的互补政策;中西内陆地区更应该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第六,探索构建绿色矿业发展长效机制的思路。主要从完善绿色政策顶层设计、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制定绿色行动支撑体系和推动绿色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从矿业用地与财税政策、绿色金融和矿业资本与中介服务市场、政府监管等层面构建绿色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技术,从绿色技术标准、绿色技术设备、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化矿业等层面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从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和矿山环境治理行动等四方面打造绿色行动体系;从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全过程,打造绿色矿业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最后,提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研究展望。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归纳总结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绿色矿业发展的态势和问题,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异质性效应、门槛效应和政策效应,探索绿色矿业发展的长效机制。环境规制规模影响绿色矿业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着绿色矿业的长效机制,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具有异质性效应;技术创新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矿业水平之间关系具有非线性的调节效应;我国地区间的绿色矿业水平在区域上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在时间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更有利于区域间绿色矿业协调发展。由于本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方法和实操层面存在诸多不足,理论上尚未形成一致的分析框架和数理模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矿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未拓展到微观层面,尤其是异质性效应在理论模型中的嵌入也存在;方法上受限于概念内涵的非统一性、数据可得性欠缺等问题,对绿色矿业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测度尚不完善;实操上由于绿色矿业尚处萌芽发展过程,发展模式和路径尚处于摸索“试错”阶段,政策制度和技术创新亟需完善,绿色矿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尚待构建,而这些正是研究拓展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