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与中国的交流源远流长，而且其内容是全方位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即“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就是现代中国和韩国文化交流的产物。比较文学形象学(Imagologie)产生于法国，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文学中队异国的描述。比较文学的范畴中的形象被理解为“在文学化但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总体认识”。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20～30年代韩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主要包括小说、散文中对中国的描写。 从历史上看，在现代以前中国一直是韩国绝对的“他者(The Other)”。对于韩国来讲，中国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同时，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又是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度。 但是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开始改变了这种状况。中国形象在现代语境(Context)中发生转变。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大多数东亚国家相同，产生于西方殖民主义在东方的扩张过程之中。中国的绝对“他者”地位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化为乌有。韩国获得客观解读中国的语境。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于上述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由此，本论文的论题可以还原成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现代语境中韩国的中国观。 中韩两国的现代性有着相同的特征，即都是建立在殖民(半殖民)语境之中。韩国作家的中国体验，其焦点是对现代性的认识和把握。因此首先将阐明韩国现代作家的中国观，以宏观描述中国形象产生的总体语境。 第二，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 形象学将形象分为意识形态形象和乌托邦形象。意识形态形象是指利用异国形象对本国的社会文化现状进行认同性表态。乌托邦形象则是利用异国形象对本国的社会文化现状进行否定和颠覆。对于韩国文人来说，本国的社会文化现状的基本形态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因此，通过分析中国形象的两种类型，可以考察韩国文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整体性 （Iden ti ti）现状。 第三，文化的“误读”。 “误读”是指认识主体对认识对象的错误性认识。认识的正确与否与认识主体的主观意志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殖民资本主义造成的上海等中国大中城市的繁华虚像。韩国文人表现出特殊的误读现象，即“故意的误读”。他们被现代城市华丽的外表所迷惑，没能或不愿看透其背后殖民地本质，忘却自身亡国民族身份。 本文中将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划分为城市形象、乡村形象、中国人形象等三个部分，本别予以分析。异国形象是一个民族或群体为解释本群体文化而引入的“他者”，在“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异国形象的创造者们从新审视本国文化。“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最终为本国文化而存在。 笔者认为，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是韩国作家为阐释现代性（nity）而引入的“他者”。通过中国形象我们可以看到身处于殖民地现代社会中的韩国作家对现代性所持有的认同、批判以及迟疑等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作为社会总体想象物的中国形象体现的是韩国对现代化进程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既有肯定和迷恋，也有否定和批判。同时作为“他者”，中国形象承担了韩国现代文学仅仅依靠对本土现实的再现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即对韩国现代化进程的审视。这应该是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取得的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