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地区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带,也是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中原儒家文化交流融汇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文化造就了形态类型众多、文化内涵丰富的地区民族建筑,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宗教、族群文化交融演进的历史过程,是探析民族建筑文化多样性保护最好的样本。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成为弱势文化,城镇化进程中脱离地域文化和资源约束条件的建设模式加剧了生态脆弱地区人居环境的矛盾。本文理论层面引入文化生态学、人地关系学和建筑学适应性理论,以动态方法揭示人类营建活动——地域环境——建筑之间相互适应的藕合关系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将不同民族建筑文化置于河湟地区整体环境之中,认识和发掘建筑对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建筑文化价值观对地域环境的反馈和调节机制,借鉴多学科研究视角从整体性和动态性两方面提高河湟地区民族建筑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一章系统地回顾了建筑地域适应性相关文献研究、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研究区选择与数据来源;第二章总结和分析了建筑与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适应的演进阶段以及建筑地域适应性的调节反馈机制,尝试构建了建筑地域适应性概念性的理论框架;第三章分析了河湟地区多元民族和宗教文化产生的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第四章~第六章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对河湟地区聚落和建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首先,从聚落、民居、宗教建筑三个层次解析民族建筑在原始共生、顺应环境、改造征服阶段适应性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其次,分析人类营建活动从对环境的绝对依赖、顺应改造环境营建理想空间再到对环境的突破和背离过程中,民族建筑从形成、鲜明民族特征的显现、再到民族特征衰落的过程和成因;最后,从自然生态观的建立、宗教环境意向的建构和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整合三个层面,阐述了基于“地域性限定”与“民族性选择”的建筑文化价值观的调节和反馈机制。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河湟地区民族建筑的适应性演进是在地域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等多种环境要素作用下综合影响的结果,演化的不同阶段外界环境与建筑相互作用的方式存在较大区别,建筑适应性方式也会发生转变和调整。1)原始协调时期,自然环境对建筑的制约性大,经济技术条件落后,社会文化因素作用较弱,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绝对依赖性,人类营建活动尚未对河湟地区环境造成影响,建筑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限制;2)顺应环境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性减弱,社会文化因素的选择作用得到加强,各民族主动调适建筑使之顺应相对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表现为民族建筑多样性文化特征的凸显;3)改造征服时期,河湟地区现代化进程加快,经济技术水平跨越式发展促使人类营建活动开始突破自然气候和资源条件的限制,多元文化冲击下民族主体话语权丧失导致建筑形式与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产生种种不适应问题,地区民族建筑特征开始消退。(2)基于民族文化主体自觉性的文化价值观的调节与反馈机制是河湟地区聚落与建筑适应性的基本控制要素,通过朴素生态观的建立调节营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宗教环境意向的建构实现理想景观的映射、多民族建筑文化的整合凸显地区建筑文化多样性,促使聚落与建筑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3)河湟地区民族建筑地域适应性与“地域性”相关的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的“限定性”和与“民族性”相关的自然生态观、宗教环境意向、民族文化习惯的“选择性”相关联,“地域性限定”提供了民族建筑发展可能的形式和方向,“民族性选择”决定了民族建筑的最终形式。(4)“地域性限定”与“民族性选择”在河湟地区建筑地域适应性演变过程中同时存在共同发生作用,民族建筑文化特征的显现与否取决于民族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对外界环境变化引起的建筑“地域性限定”条件的应对和调节。(5)当前民族建筑的调适与发展既不能脱离地域性相关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定,又要符合民族性相关的民族文化主体的选择意愿,明确民族自身文化根源、加强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重塑民族性、地方性、生态性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文化价值观念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