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筹资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问题历来是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历史经验表明,卫生筹资中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协调与互补对于提高卫生资金筹集与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看,医疗卫生服务的诸多特性有别于普通商品,如其社会效益往往大于个体效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市场失灵”的问题,基于个人成本效益分析的决策往往造成消费不足,因此,政府应进行干预和调控；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可能存在低效、反应迟缓、寻租等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失灵”的发生,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市场力量补充。建国以来,政府和市场在我国卫生筹资中的作用经历了曲折的变迁过程。二者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也引发了理论界对此问题的广泛研究与讨论。本文以我国卫生筹资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为研究主线,在理论阐释、历史考察、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和医疗机构两个层面入手,结合国内外案例,探寻了政府与市场作用的最佳比例范围,并揭示了我国卫生筹资公平性的影响因素,剖析了我国医疗机构筹资机制及其对效率的影响,进而提出了卫生筹资结构的目标,并指出了改善筹资公平性与效率的途径。关于我国卫生筹资中政府与市场如何结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府(公共)与个人(家庭)在筹资中的最佳比例问题。本文首先考察了WHO卫生绩效排名前20名国家的筹资情况,发现除个别国家(如新加坡、瑞士)由于其医疗卫生体制的特殊性导致政府卫生支出占比较低外,大部分国家的占比介于70%-80%之间,平均占比为74%,占比中位数为76%,最高值达到87%。此外,本文还使用1995-2015年203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来考察政府卫生筹资占比对健康水平的影响,并试图找出政府与市场筹资的最佳比例。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线性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而对于中高收入国家,非线性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即政府筹资比例对健康水平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峰值在80%左右。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建议,我国未来可以75%-80%为政府卫生筹资占比的政策目标。考虑到医疗费用只是卫生总费用的部分,从上述目标推断医疗费用中政府与个人支付比例的政策目标,政府筹资在医疗费用中的最佳占比约为72-78%,相应地个人占比约为22%-28%。从卫生筹资公平性的角度,本文对城乡、地区和医保制度之间政府与市场占比的差距进行了比较,并进而提出,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财政分权制度、社会医疗保险碎片化、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三个方面,并基于此提出建议。从医疗机构的筹资补偿机制层面,本文通过对“补供方”与“补需方”两种模式的利弊及国内外实践情况进行分析,建议对基层医疗机构与二级医院主要采取“补供方”的模式,由政府承担更多的筹资责任,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将医疗服务的重点放在预防性服务与疾病管理与控制上来；而对三级医院则更多地采取“补需方”的补偿方式,即由各类医保购买服务,以鼓励市场充分竞争,并满足参保人多元化的医疗需求。本文对医疗机构的微观激励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重视使各类医疗机构的微观激励与社会目标更好吻合的问题。如果二者保持一致,就容易形成正面激励；如果二者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就容易形成负面激励或“坏的市场经济”,造成医疗行为的扭曲。例如要从源头上解决药价虚高、过度医疗的问题,就要消除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价格扭曲和以药补医等“坏的市场经济”,否则仅靠行政手段则难以奏效。本文还通过对支付方式的比较,提出应以预付制为核心,根据其特点与利弊综合运用不同手段,以减少医疗服务供方道德风险的发生。本文还对以英、美、德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卫生筹资体制的改革与演变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其共同趋势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均向更为混合的“中间道路”靠拢,即在医疗卫生体制中政府作用较强的国家逐渐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而市场作用较强的国家则加强政府干预,这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我国正处于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以改善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在卫生筹资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尤其对具有外部性、公共品、收入再分配等性质的医疗卫生领域给予更多的投入与支持。同时,市场在卫生筹资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视,应充分发挥其在提高卫生筹资利用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功能。在我国未来卫生筹资制度的发展中,应强调同时运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使二者统一互补、协调发展,共同推动我国卫生筹资公平性与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