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淮海”泛指扬州府八属与通州四邑，阮元编纂的《淮海英灵集》以及王豫、阮亨的《淮海英灵续集》是最为直观的证明。近年历史地理学者提出了“淮海文化圈”的概念，为这片文化地域的划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版图，淮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同为水乡泽国，淮海地区苍茫平远，异于江南，当地以“通壤”为主要文化特色，却又能自成一独立疆域。从董仲舒的“正谊明道”四字心诀流播此地时起，再到清代扬州学人大倡实学，千百年来，淮海熔铸着忠介亢直、雄奇俊伟的士风。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看，扬州府城人文底蕴深厚、经济交通优势鲜明，淮海以扬州府城为中心，以泰州、通州等其他大邑为辅翼，在清代形成了持久稳定的文学圈。其中诗人、诗学是最为活跃的部分。　　在时间维度上，有清一代，淮海诗家辈出，代有闻人。明清鼎革之际，民族危机当头，不少仁人志士坚民族气节，甘心守志。由于地理位置的显要特殊，淮海境内各邑遗民诗人奔走呐喊尤为瞩目，如吴嘉纪与东淘诸子、范荃与北湖诗群，李氏与昭阳诗群，乃至陶季等游历诗人在清初遗民诗坛上留下了瑰玮卓绝的篇章。随着满清政权的逐步稳定，在周亮工、王士禛、孔尚任等风雅大吏的主盟下，不少淮海诗人与之交游甚密，进而有部分诗人逐渐步入仕途，最典型的是“江都二汪”、“维扬二妙”、以及名列“江左十五子”的缪沅、宫鸿历等新朝诗人。清代中叶，扬州经济复苏，随着盐业的繁富昌盛，盐商诗人群体逐渐引领淮海风骚。在盐商诗人的文酒风流影响之下，扬州本土的娱乐文化与文学相得益彰，清季扬州府城之文化由此达到顶峰，许多盐商亦是淮海诗人中的重要成员。乾嘉时期，扬州学派大放异彩，淮海各邑之学人富于文学创作，造诣不凡，如贾田祖、汪中、任大椿等经学硕儒，有论者认为，他们的创作昭示了由辞章向学问的重心转移，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对文学的坚守，成就最高的当属黄承吉的《梦陔堂诗》。　　除此之外，清代淮海地区有着相当数量的诗学家族，若皋邑冒氏、宝应乔氏、通州范氏等皆其中佼佼者。文学家族中往往还涌现有大量出色的女性诗人，她们是亟待考察、归纳的重要对象。　　《淮海英灵集》以及《续集》作为“存一地之诗”的地域性诗歌总集，在乡邦风土的诗性记忆、淮海一地的文学传承等各方面有着重要贡献，嘉庆间仕扬文人汪之选所辑的《淮海同声集》的内容涉及到大批宦游淮海的名士在当地的游历、咏景、怀古的创作现场，也可以从地名学上为“淮海”的划属提供进一步佐证。这几部以“淮海”命名的诗集有着鲜明的地方性景观与人文书写，值得我们重视。　　整体而言，清代的淮海地区凭借襟江带海的地域优势，在通壤文化与当地崇古右文的人文传统、晚明泰州心斋之学的沾溉之下，形成了博雅、朴实并行的人文氛围以及诗学特色。从整体文学成就上看，淮海地区比之江南稍有不及，但足以紧随其后，成为清代地域文学自成疆域的一大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