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因素。任何人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外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物美价廉的商品、宾至如归的服务、新奇奥妙的构想、先人一步的策略等。相比其他类型的竞争,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永恒循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睿智的市场主体会更加注重长远发展而非眼前小利,商业信誉存在的重要性也因而得以展现。作为对市场主体过往经济行为的积极评价,商誉可以呈现给社会公众一种良好的商业印象,这无疑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各市场主体通过自身努力经营来培育商誉不仅是自由、公平竞争的直接反映,还是维护商业伦理的应然要求。然而,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自己不愿意付出辛劳,而是选择通过诋毁他人商誉的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规则,同时也逾越了法律规定的红线,故应受到禁止与制约。随着近年来商业诋毁相关案件的增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规制力不足等问题开始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为此,本文将针对上述疑问逐一展开分析。全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界定了商业诋毁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商业诋毁是由诋毁和商业两个词语共同组成的。论文首先从诋毁的词源解析出发,对于古往今来有关诋毁的含义进行了汇集；其次解释了商业的含义,从而划定了这类诋毁行为的范围。基于以上论证,最后总结出了商业诋毁的定义：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言辞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商业诋毁是一种信息行为。由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可知,发生商业诋毁的社会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它虽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但应杜绝信息优势者滥用优势地位之情形。为了缓解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可尝试发挥商业言论的积极效用：但同时也要坚守言论自由的底线,法律须对非法的商业言论如商业误导、商业诋毁予以规制。第二章针对商业诋毁所侵害之商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而言,商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会计学的相关理论如三元论、核心商誉论认为,在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誉已然演变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它对于市场主体的持久盈利有着非凡的意义。就其外在表现和内在特征来说,商誉和其他包含经济利益的范畴如名誉、荣誉、商标、商号、信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可以辨识的差别。通过这些比较分析,可以明确商誉独立的财产属性,故有必要在未来将其确认为一种新型的财产性权利予以保护。另外,商业信誉是一个内容较广的名词,除了最为常见的商品信誉之外,还应包括服务信誉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信誉。第三章探讨了商业诋毁的主体认定问题。根据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实施商业诋毁之人须为经营者,且诋毁行为只能针对竞争对手实施；故在进行行为认定时,务必要遵循经营者与竞争关系这两个硬性要求,若有任一缺失则不能构成商业诋毁。但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了有悖于以上要求却产生了诋毁效果的案例。若不将这些不法行为纳入商业诋毁之列予以规制显然有违竞争法的立法本意,也将不利于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裁判文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破除经营者资格论与直接竞争关系的束缚,扩大商业诋毁的主体范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笔者亦支持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分析。第四章围绕着诋毁的行为表现展开了分析。激发人们实施商业诋毁的心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最为常见的因争夺竞争机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动机之外,还可能由于过度维权、纯粹泄愤、盲目跟风等原因而引起诋毁。此外,根据捏造、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方式可知,商业诋毁的主观状态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确立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任大小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来看,传播不完整、无法证实的信息亦能达到商业诋毁的负面效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和不当同业监督,因而有必要对于这些行为的法律边界进行探讨与分析。另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诋毁并不一定要求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只要达到可能损害的效果即可。第五章就当前立法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商业诋毁规制的建议。从理论上看,对于是否规制商业诋毁的思考可以从禁止搭便车、消费者主权、社会福利最大化等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支撑。与此同时,考虑到商业诋毁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于实践中运用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应是本文的落脚点所在。由于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的诸多内容已不能有效地规制现今发生的诋毁行为；具体问题包括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行政责任的缺失、刑事处罚的局限性等。故本文主张从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三个角度对于商业诋毁的规制条款予以革新,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