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22年两会上再一次强调了“三农”政策,可见,中国对于“三农”问题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对农业关注程度的提高,东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农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却因其自身的弱质性而受到严重限制,这也致使农民收入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三农”问题依旧显著。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破除城乡二元格局,维持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是中国支持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两大支柱,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但是作为中国主要的助农方针,二者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未能最大限度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效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完善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合作框架是当务之急。由于地区经济的非均衡性直接影响农村政策供给程度、地方财政投入数量和地方金融供给规模,因此需要明确当前的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是否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需要明确当前投入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是否能满足农村经济改善的需求,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本文按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构建面板模型,研究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农村经济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门限模型确定他们对农村经济影响的边界,分析其边界效应。本文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划分为东、中、西三块区域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研究结论:（1）现阶段财政支农规模的发展对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均呈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均呈现出显著的边界特征,其中东部农村地区财政支农规模跃过门槛值,对农村经济促进作用减弱,而中西部农村地区财政支农规模跃过门槛值,带来经济的高效益;财政支农效率仅对东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呈显著促进作用;（2）现阶段金融支农规模对东部农村地区经济呈显著促进作用,且呈现显著边界,当金融支农规模跃过门槛值,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支农的效果非常明显,但对未能呈现显著边界的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呈显著抑制作用,这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密切相关,也与金融机构的趋利性有一定关系;金融支农效率仅对东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呈显著抑制作用。（3）从支农规模看,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对东中部农村地区经济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对西部农村地区未起显著作用,这与信贷资源趋利本质有关,加上财政支农对农村金融具有挤出效应,进一步降低财政金融协同程度。从支农效率看,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对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均呈显著促进作用。（4）提高财政支农规模效率协同作用有利于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的农村差异性极大,政府需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完善各地区资源配置,提高支农效率。政府也应提高各地区的农业技术水平,推动农业改革进程,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此外,政府更应构建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合作框架,发布税收优惠、风险补偿等相关政策,促使金融机构主动且积极地参与农村经济建设,促使财政金融两大支柱更好地协调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