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显,因此,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本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是“集中资源,重点建设”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穷国办大教育”的资源窘境迫使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采取了重点建设政策。70年的历程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表现为重点大学建设、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重点学科建设、“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在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重点建设政策还将长期实施下去。当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已进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把握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逻辑,对于顺利推进“双一流”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跨越大有裨益。基于此,本研究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行剖析,力图明晰出重点建设政策变迁的分析要素,并探究各要素是如何影响着政策的变迁,以便总结出重点建设政策变迁的规律,探寻政策发展方向,并提炼出完善政策的建议。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流派之一,理论功能就在于对制度变迁做出极具说服力的解释,经过几十年的流派论证和促进,其建构的“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分析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不同的研究者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不同领域的制度或政策变迁,描述制度变迁的过程,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探寻长时段变迁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建议或者策略。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作为一个长时段延续的政策,其变迁不仅受到宏观制度、中观变量的影响,也受到微观行动者的推动,并且从中层制度本身的变迁状态而言,路径依赖和政策变迁在重点建设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均有出现。因此,历史制度主义建构的“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首先根据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关键节点”,依据标志性事件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历程划分为重点大学建设阶段(1949年～1983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阶段(1983年～1991年)、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起步阶段(1991年～2014年)、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阶段(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使用政策文献计量分析法,提取政策主题词,经过共词聚类分析呈现每个阶段重点建设政策的聚焦点,并分析每个阶段的政策特征,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主体研究主要为: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动因、路径依赖以及变迁路径进行分析。在结构性分析中,经济体制转型、教育管理体制变革等宏观制度决定重点建设政策取向,经济发展、利益驱动、观念革新等中观变量影响重点建设政策安排,政府、高校、市场、专家学者作为微观行动者与制度互动推进重点建设政策实践。在历史性分析中,受初始制度选择的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约束以及配套制度的限制,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变迁呈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并且重点建设政策遵循“断裂-均衡”的变迁路径,总体上呈现渐进性变迁的特点,但在“文革”时期、1983年～1991年、2014年～至今也发生了三次断裂性制度变迁。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与当下实际,提出完善重点建设政策的建议:第一,以顶层设计规范政策主体关系;第二,以程序开放性关照微观行动主体;第三,以配套措施完善政策内容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