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一个生活的极限中,生命真的是本来没有意义。是我们所有的思想赋予它的意义,可能生命的真相就是,活着本身就是意义。”^（1）关注底层社会游民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始终是徐童纪录片的核心思想。透过底层人物的生存面貌与情感需求,引导我们思考当下由来已久或新近浮现的社会问题。徐童纪录片中呈现的伦理问题本质是人的问题,它的出现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及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制作者、拍摄对象与观众间多维的人际互动关系。在徐童作品持续受到国内外学者、纪录片作者与大众关注的同时,对作品中伦理道德问题的激烈争执与探讨,始终是研究纪录片难以绕开的重要议题。因此,无论是纪录片制作者、拍摄对象与观众间的利益冲突,还是底层群体代表的阶层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间的矛盾,伦理问题始终是横亘在影像文化进步中的根本性障碍。本论文主要以徐童纪录片中伦理问题集中且突出的几部作品作为分析对象。首先,笔者对导演徐童及其纪录片作品进行了整体性概述,并主要侧重对“游民三部曲”文本内容展开综述,以期为后续章节提出的伦理问题分析预作铺垫;在论文第二章,笔者对“游民三部曲”中具体指涉的伦理叙事分析阐述,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内容的当代解读,探讨纪录片中底层人物面对情感与法律、人性与情义、罪恶与救赎时对生命与生存、苦难和死亡的另一种哲理性思考;在论文的第三章,笔者进一步对徐童纪录片本体的真实诉求与伦理问题的深层次关联追问,由徐童“直接电影”式的创作方式,延伸出影像制作者与拍摄对象伦理关系建构的反思,直面纪录片中因为影像伦理缺失而导致的多重影响,并构建徐童纪录作品带给我们关于制作者与拍摄对象在信任、责任和权力等议题上的平衡策略;在论文最后一章,笔者重新梳理徐童纪录片创作方法与伦理困境的本质联系,探索解决伦理问题的新思路,并进一步溯源纪录电影制作的道德基点。纪录片学也是人学,无论纪录片作者抱以何种心态出发,纪录片人最后的归宿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