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转变，到1956年后基本上得以实现。其在1958年后发生第一次偏转，直到1977年后又发生第二次转折，学界把后者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或邓小平理论形成期。两个概念侧重其完成性、理论性。本文试图深入到历史的过程中，采用“转折”这一介于理论和历史之间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过程性的来看待这次转变，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转折。之所以没有采用“飞跃”或邓小平理论，绝非标新立异，而是因为“转折”一词对于本文的研究和表述更为贴切。此次转折有其内在的逻辑，主要表现为：第一，此次转折的发生是马克思主义历程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由之前敌视资本主义国家，仅把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参照对象转变为同时把向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参照对象；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从革命转到建设上来。在明确转折的基本概念和逻辑后，本文首先论述了转折的主要内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部环境的改善；吐故纳新，提出对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理论和“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理论。由此来考察实现转折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本身科学性和实践性、领导人的关键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民群众的基础因素及得以改善的国际环境。正是在五大主要因素相互交叉、综合影响下实现了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理论。第二次转折实现成功和其第一次偏离的原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回顾这段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实现有着深刻的启示。文章将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认识领导人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贡献；把解决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党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