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之日起,现代诗歌的理论倡导从未停歇,语言里的古今对抗、形式上的自由与格律、渊源影响中的中西体用之争,深刻地影响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格局,在破与立同时演进、创作与理论互为推力的艰难又辉煌的短短三十年左右历程中,现代诗歌的发展时而多元、时而两极,留下了无数宝贵诗篇的同时,其理论建设也令人瞩目,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的“意象派”诗歌主张,到四十年代袁可嘉明确的“新诗戏剧化”方向的提倡,都显示出这一代人的卓识和努力。作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这一诗学课题的主要实现途径,“新诗戏剧化”是一种具有着典型方法论意义的诗学理论,作为意志、情感等生活经验转化为诗经验从而创造出“包容的诗”的主要手段,又是一种具有浓厚理论品质的诗学表现方式。本文则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将其放到“新诗现代化”的广阔视野中加以研究,既注意其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品质,以理论为基点探求其诗学价值与实际内涵,又重视探讨其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身份”渊源,实现横与纵的双向、多层面考察,同时不忘落实到典型作家作品的分析,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一理论的核心精神与其所传达的具体诗学理念,使二者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