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同光体”诗人的诗歌创作和理论阐释为对象,考察其在晚清至民初的历史转折时期创建新的“雅正”诗学范式的过程。通过对“同光体”诗歌文本和理论文本的细读,探索其折衷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近代特征,把握“同光体”诗学多元复杂的面向。在现代语境中,“同光体”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体现为努力将传统的“雅正”诗学典律,转化为当下个人立场的抒情表现形式,因此在“同光体”诗学中存在一致而殊途的多元创作和理论路径。根据这种情况本文采用综合视角下个案研究的方式,在论述“同光体”诗派的整体特征及创作观念之后,选择其代表诗人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对具体诗人的深入分析,展现出“同光体”具有活力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　　 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五章,以及结束语。　　 引言部分,说明“同光体”诗歌的基本特征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为进行深入探讨的参照。在晚清至民初的过渡时代,“同光体”诗人的思想困惑和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体现出文学话语更迭对“同光体"所代表的古典诗学存在与发展的影响。“同光体”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取向之间,既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对立与矛盾。　　 第一章,论述“同光体”诗人由晚清进入民国后的身份变化,以及在文学话语制度更迭时期诗学内涵的变化。把“同光体”的诗歌文本放置在文化、政治、伦理的历史语境中,观察诗人的诗歌书写姿态和抒情方式的特点,揭示其中所蕴藏的独有的创造力和深层的情感纠葛。“同光体”所显现出的精细复杂而又光怪陆离的异质性,蕴含着对传统诗歌体制的突破和创新,这一点是理解“同光体”诗人自觉存续和推动古典诗学发展的关键,但却往往因其在古典诗歌史中的“殿军”位置,以及现代文学话语对其施加的消极阐释而被忽视。　　 第二章,探讨陈三立以“雅健”为中心的抒情表现方式,即“风格道上,而情韵不匮,文根柢槃深、朴茂安雅,曲达意理而不失矩度。”作者突破了传统诗学“清切”的审美典范,通过格力和情韵的兼备,避俗避熟的语言塑造,达到学思根柢和表现活力的统一。与一般追求中心化、静态的诗歌话语秩序不同,陈三立诗歌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开拓复杂多元的情感与事物联系,在差异对比中创造新的均衡和意境,建构起一个动态的多意性诗学系统,具体表现为情感结构的二元化、多义性意象和语象的创造以及反讽式抒情。这种诗歌创作方式,是诗人对唐宋诗学综汇贯通后,去所依傍而自我创立的诗学门径,是对古典诗学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章,从理论方面考察沈曾植对建立新的“雅正”诗学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注重表现典重气象的抒情理想,即“雅人深致”说:二是突破了彼时祧唐兆宋的创作套路,标举六朝谢、颜,探索出一种通古今之变以归于“雅正”的诗道技法——“三关”说。他将“雅人深致”的抒情表现方式,落实于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六朝山水诗的笔法之中。在“同光体”诗学中,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主张代表一种复古以通变的倾向,既是对当时创作风气的批评,同时也含有对“同光体“诗学的自我反省。　　 第四章,以沈曾植的诗歌创作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沈曾植学人之诗的互文性特征,分析它为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和流弊。一方面是将其淹雅哀怨的诗歌创作,放置在历史政治和文化伦理的语境之下,考察过渡时代的精神困惑和情志矛盾,着重探讨诗人抒情基调的两个面向:雅怨和虚无；另一方面,以沈曾植的诗歌为样本,分析过渡时代中佛老虚无思想对传统“雅正”诗学的调合作用,以及二者间潜藏的对立。　　 第五章,通过陈衍对“同光体”诗歌创作所作的诗学总结,说明“同光体”诗人在新宋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主要分析陈衍以“三元”说与“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为核心的诗歌创作宗旨,呈现他对因应时代变化而存续和发展古典诗歌学的努力,并对其新宋诗创作思想作较深入的探讨。　　 结束语部分,对“同光体”诗人的诗歌创作思想加以简要概括,探讨其对“雅正”诗学内涵的新阐释,说明他们在理论和诗歌创作两方面的成绩和局限。认为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以“同光体”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仍然具有创造活力和诗学价值,其追求“雅正”的诗学理想,对于现代文学里的功利理性也有一定纠偏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