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表现及其政策实践。本文首先对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和性质给出说明,这也是对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性给出证明。本文选择从信息与动态承诺、产权与成本分离两个角度来对软预算的存在性给出证明:前者可以有效说明软预算约束的一般性存在问题;后者可以有效说明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和转轨经济软预算约束更为严重。本文建立了一个严格的逆向选择模型来说明信息不对称如何产生软预算约束,不仅把财政分权和地区竞争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政策性负担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影响等分析统一到一个框架里,而且把从信息与动态承诺角度所做的分析和从产权与成本分离角度所做的分析进行了有效嫁接,从而可以在更加一般化的框架内理解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与性质。在本文看来,成本分离不是软预算约束的局部,而是软预算约束的全部,问题只是导致成本分离的原因不同罢了。在私有产权下,也有成本分离,这种成本分离因为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而起,而约束下利益最大化公理意味着这种分离一定是约束下的最小分离。在私有产权下,也可以有软预算约束,但这样的软预算约束是在给定信息结构(交易费用)约束下的最小程度的软预算约束。在公有产权下,成本分离不仅因为公有产权本身之规定而起,还因为与公有产权相伴而生的高扭曲及高交易费用而起——在公有产权下缺少价格信息,交易费用变高,经济的软预算约束也就更普遍、更严重了。这就是在经验上所观察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更普遍、更严重的缘故,也是政府和公共组织更容易对预算约束体提供救助,而产权私有的支持体并不普遍的缘故。整个经济学解决的就是一个信息结构和激励相容的问题,而产权本身正是被发明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虽说在一个产权公有和存在大量扭曲的经济中软预算约束严重,不过原则上,仍然要把公有产权下的软预算约束理解成(公有产权)约束下的最小程度的软预算约束。在本文看来,硬化预算约束(减少成本分离)的根本措施:一是产权明晰,尽可能将产权清晰地界定给个人,同时努力降低私人经济运行中的信息之不对称(交易费用),让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二是行政分权,对于不得不存在的大量的公共组织和领域进行行政分权,要增加公共资产使用中的谈判协商费用,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干预。接下来,本文探讨软预算约束对于宏观经济表现及政策实现的影响。在本文看来,软预算约束不仅导致投资的利率弹性变低,投资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同时还导致消费倾向变小和乘数效应变小,其结果,在软预算约束经济中,虽然和货币政策相比较,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相对要强一些,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要高效一些,但与硬预算约束经济相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都减弱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政策有效性都降低了。正是因为在软预算约束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低效的,政府才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因此,不宜简单反对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是必须首先在根本上改变软预算约束。正是因为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同时软预算约束下政府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致使经济调整缺乏弹性,因此经济才表现出波动幅度大,扩张期和收缩期短,“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以及在上一轮周期中出现了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上涨但最终产品价格不涨、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等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中国的经济波动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因,更有产生“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的体制特殊性原因。进一步,本文对中国经济的的特殊增长结构给予了探讨,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性质以及华尔街金融危机下的应对措施给予了分析。在本文看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及其所呈现出的特殊增长结构可以由“新兴”、“转轨”、“全球化”三个基本因素来得到解释。中国过去的高增长乃是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高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奇迹”本质上仍然只是另一个“东亚奇迹”。当约束条件发生转变以后,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华尔街金融危机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金融制度存在缺陷和金融监管缺失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经济在特定条件下非常态高增长之后的自然调整过程。这个特定条件主要是IT革命和柏林墙倒塌对于供给端的持续有利影响。由于柏林墙倒塌不可复制,而替代IT革命的新的技术革命短期内恐难形成,从而决定了上一轮世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乃是特定背景下的非常态高增长。华尔街金融危机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去高增长赖以实现的外部有利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为此中国经济必须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外需和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但这首选需要解决国内经济因软预算约束而产生的“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对于因软预算约束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解决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是必须要通过改革、创新才能有效解决。未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刺激国内消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地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解决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就不能得到抑制,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不解决软预算约束和其它压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消费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刺激。在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同时国外吸收由超常增长向常态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最后,本文对于为学界广泛承认的促使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地区竞争(县际竞争)发挥作用的机制、条件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做出分析,并根据内、外部经济环境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前景和政策选择做出分析。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是地区竞争的制度基础。地区竞争主要表现为县际竞争。县际竞争围绕土地而展开,主要以招商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实行,中国的土地在事实上是进行了向个人的权利界定的,不过这种界定毕竟不充分、不完全。这种不充分、不完全不是因为界定产权有费用,因而任何资源在边际上都存在“公共域”的缘故,而是因为名义上要求国有的缘故,是实际所有权和名义所有权不一致所导致的不充分、不完全。于是软预算约束、“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就难以避免。然而这种“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正好是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外部吸收强劲条件下,现实人口红利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当劳动市场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或外部吸收降下来时,就要求竞争方式跟着发生转变了。县际间围绕土地而展开的以招商引资为主要形式的竞争,虽然有助于人口红利的实现,但同时也伴有软预算约束和“过度投资”。今天,让美国维持高消费、低储蓄、借钱消费和提前消费生活方式的制度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于是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就会让经济不能持续高速增长。今天,由于剩余劳动力消失,增加生产的收益相对来说是下降了的,而由于外部吸收的下降、开发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增加生产,就变得至关重要起来。为此,将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清晰地界定给私人可能是重要的政策选项,正确处理人民币汇率和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维护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