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我国对研发费用实行有条件资本化，准则将研发费用的归集分为两个阶段，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研究阶段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开发阶段费用则实行有条件资本化，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开发支出”科目，开发费用发生时计入“开发支出”科目，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费用于年末从开发支出中转入当期损益，符合资本化条件部分在“开发支出”中累积，开发成功时将其转入无形资产科目，开发失败则一次性转入当期损益。该项准则客观上改善了企业的财务指标和经营状况。但是，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提出严格而详细的执行规定，披露研发费用的上市公司比例还不高，对研发费用的披露也相当不规范，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更多的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判断，所以，我们要了解企业管理层在确定研发费用资本化程度时是否存在盈余管理动机，并且受哪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为了避免行业因素的干扰，本文选取了2010年和2011年沪深两市中研发费用披露较多、研发力度较强的信息技术业和生物医药业作为我们的研究范围，并选取披露了研发支出的企业作为我们的研究样本。基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报酬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和信息传递理论对研发费用资本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的研发费用资本化行为主要受到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的影响。债务契约的影响表现为财务杠杆越高的企业，资本化强度也越高，同时，我们还发现，在我们所选择的的这两个行业中，短期资产负债率比资产负债率对模型更有解释力，这可能是受行业因素的影响；政治成本的影响表现为盈利水平越高的企业，资本强度越低，政治成本对企业规模的影响较弱；此外，企业存在利用研发费用资本化的会计政策选择进行扭亏的行为，并且存在微弱的证据表明企业存在平滑利润的动机。由结论可知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研发费用资本化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由此，我们针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出了以下建议：从操作上对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进行区分；在披露中建立研发相关数据之间的关联；完善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执行准则；扩大研发费用的资本化范围；增大对研究与开发费用相关内容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