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9日所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规定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但在实践中以本罪判处的案例并不多见。以期通过研究,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以解决罪名空置的尴尬。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客体在学理上有简单客体说和复杂客体说两种观点之争。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具体表述为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管理秩序和上市公司财产权,其中国家对上市公司的管理秩序为主要客体,上市公司的财产权是次要客体。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上市公司财产性利益。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中,关于刑法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高管实施背信手段的行为,学界对其立法性质有主张注意规定说和倡导法律拟制说的不同观点。该“指使”行为应为法律拟制,自然意义的教唆行为被规定为法定的实行行为。本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主要体现为公司高管在代表公司进行经营活动时所享有的处分公司财产的权利。结合《证券法》和以往司法解释的规定,本罪“特别重大损失”标准宜定为900万。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体由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构成,其中监事不能单独构成本罪的实行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不应承担忠实义务。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在主观上以图利或加害为目的。在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司法认定中,公司意志的认可可以阻却犯罪的成立。而在犯罪形态上,本罪不存在未遂犯,也不宜处罚教唆本罪的未遂。;另外以想象竞合犯侵犯数个犯罪客体,法规竞合犯只侵犯一个犯罪客体为判断要点解决本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竞合问题;以牵连关系侵犯的犯罪客体必须同一或包容交叉,数行为出于同一个概括目的,数行为之间有特定联系的三要件为判断要点在本罪司法适用中区分牵连犯和数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