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康熙朝江浙籍“博学鸿儒”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这一学人群体中典型人物的思想特质、治学方法之分析,揭示清初知识界与官方主导的两股实学学风交汇、碰撞、融合、定型的发展历程,并藉此探究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理路。选题以“经、史之学”作为考察“鸿博”学人群学术思想的切入点,是为了契合这一时期学者的治学重心与知识界的显学门类,并从中求取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时所普遍遵循的“崇实”特征。本文力图避免过多地陷入对“实学”概念界定之窠臼,而尝试将研究视角转向关注清初“实学学风”之发展与嬗变过程及其深层原因。文中所提及“实学”一词是对清初知识界(也包括官方倡导的学术主流)普遍遵循的治学路径及其特点之概括,故此与国内学界一般认为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实学”概念有所不同。它仅是针对清初(本文特指顺治、康熙两朝)学风的一种界定,而这种定义的基本出发点为当时社会共循的“黜虚崇实”之思想与实践。选题以“学风”而非“思想”、“思潮”,作为研究“实学”之范畴,看重的是“学风”研究在处理不同学术人群及其思想与治学方法时所体现出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学风”研究作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考察面向,具有三点特征：1、它更注重学术范式的整体历史演进,而非单独个体的学术表现；2、它在研究过程中能兼顾被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在求取共同学术特征的同时,又不易为众多不同的学术样本分散注意力；3、它是强调动态过程研究的一种视角,因而与分析静态思想或方法论不同,更偏重于研究“时代风气”的发展历程。由于“学风”研究可以兼顾思想、方法与学术范式之转型,因此本课题希望藉此在对清初知识界多元思想世界进行探索时,既可参考以往学界关于“实学”问题的某些见解,又不致为现有的“实学”理论框架所局限。清初文化政策的制定并非由君主乾纲独断,而是文化统治阶层内部各种“合力”彼此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清初官方制定的文化政策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知识界的主流学风,显然离不开统治阶层内部文化官僚“上通下达”之作用。因此,本文选取康熙朝“博学鸿儒”这一学术群体作为研究民间与官方学风互动之对象,并通过考察其学术思想,探讨清初文化政策下知识分子思想自发转变之过程及其原因。此亦为本课题在研究视角上力求突破之处。研究对象贵“精”而不贵“多”,由于康熙朝“博学鸿儒”人数众多,思想庞杂,因此本文又进一步将讨论对象之范围,缩小至江浙籍“鸿博”学人群。论文由绪论、结语及正文四章组成。绪论部分先对课题所涉及两大核心概念——“实学学风”及江浙籍“鸿博”学人群进行研究史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之宗旨、方法及特点做出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江浙“鸿博”、官方学术倡导与清初实学学风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顺治、康熙两朝官方文档进行“关键词”研究,指出清初官方倡导“实学”具有“体”、“用”二端之学术特征,与当时知识界存在的主流学术趋势基本吻合。以往认为由于受到清初严酷文化政策之弹压,以“博学鸿儒”为首的大批清初知识分子在践履实学学风的过程中,缺少或有意回避关于“经世”之内容,这类观点并不准确；清初实学学风的“经世”思想,在其内涵发生转化的同时并未消解。本章认为,作为推动民间与官方“实学”学风合流的学术中间力量,江浙“鸿博”在清初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值得关注。第二章以朱彝尊为个案研究,论述了清初“实学”在考据及义理两方面所表现出的学术特征。通过对朱彝尊家学、文学、《尚书》学、《易》学与“三礼”学的深入分析,可知其于考据之执著,于义理之建构,实际上代表了清初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第三章以吴任臣为个案研究,在对其生平及著述进行相关考证后,指出吴氏早年两部著作已包含“由小学入经史”这一治学路径,而这种治学方法论的产生存在学术发展之必然逻辑。本章以吴氏作为清初史学经世一派之代表,通过对其《十国春秋》之研读,进一步表明清廷开《明史》馆以延纳博学鸿儒,乃是出于迎合清初知识界业已成形之考据崇实风气。第四章以“顾学”二代潘耒为个案研究,在对其史学渊源进行追本溯源之考察后指出,“顾学”传二世即发生质变之学理根源在于潘耒“经世”思想内涵之蜕变,即由富有学术自由精神的“致用”转变为以政治意识为主的“资治”。而这种思想内涵之变化亦存在于其他“博学鸿儒”。本章还对潘氏晚年所专心之佛、《易》二学作深入探讨,并从中找到了契合其“资治目的论”之思想部分。结语部分归纳了“鸿博”学人有别于顾炎武等清初大儒之学术特点,指出“博学鸿儒”对于清初知识界之影响力并不亚于学术前辈。因此,在探究清初实学学风深化与转型问题时,这批学者所具有的思想特质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