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制造业规模虽已跃居世界第一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是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国际竞争力，随着当前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依靠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因而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即要通过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增长，而金融要素在经济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金融集聚中心如美国硅谷对当地企业创新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以金融集聚水平以及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金融集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推进金融改革和建设制造业强国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采用因子分析法从金融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外向发展水平等三个方面选取指标综合衡量各城市金融集聚程度。运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3-2013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了测算，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长三角地区整体金融集聚对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分解部分技术进步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以及规模效率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整体而言，金融集聚能够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的实现的，其次是纯技术效率变化，最后是规模经济效应。即金融集聚主要是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来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本文根据各城市2003-2013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对16个城市进行分组，分为增长较快的前8个城市以及增长较慢的后8个城市，研究不同类型城市中金融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区别，分组实证结果显示，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前8个城市中，金融集聚主要是通过提高纯技术效率即企业管理效率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后8个城市中，金融集聚主要是通过提高规模经济效率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过分组对比显示出当前金融集聚主要是通过提高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经济效应来实现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制造业可持续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本文在最后提供相关建议来促进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现创新驱动型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