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研究作为民族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关乎“我们是谁?”“我们归属于何处?”这类问题的回答。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出现乃至全球化的发展,均导致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与现在被彻底割裂。各民族国家在向过去寻求连续性和自我身份认同时,纷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和困惑。法兰西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与深厚的共和传统。史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并且背负着教化人民,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可以说,“要想成为法国人,就得先认识法国历史”。而法兰西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历史学家对民族历史的研究与教育建构起来的。19世纪民族主义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曾说过,“民族是每日的公民投票……是一个灵魂,一条精神原则”,因此民族认同的建构在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对共同历史经历的追忆。儒勒·米什莱和厄内斯特·拉维斯则是19世纪民族史学的两大巅峰,他们通过探究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塑造共同的历史经历与民族记忆,建构统一的、具有排他性的法兰西民族认同。尤其是拉维斯作为“整个民族的历史教师”,他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讴歌法兰西的伟大起源,赞扬共和国的辉煌进步;通过学校的历史教育,教导人们热爱祖国、热爱共和国;以连续性和进步主义的历史叙事来强化民族认同。在那一时期,民族总是通过历史进行自我表达,民族认同总是需要向历史寻求合法性。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终结”,包括国际大国地位丧失、农民阶级消失、“新社会运动”兴起等一系列现象,撼动了法兰西“民族神话”的根基。同时移民群体与少数族裔、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击也使法国社会文化结构由单一开始向多元转变。统一的民族认同与当下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发生了抵牾,曾经建构同质性社会文化的国家机器失灵了。多元群体催生了个别化的记忆,集体记忆与民族历史一体的时代终结了,人人都要求有自己的历史。统一的“历史”建构民族认同模式遭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挑战。法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思考在“多元化”时代下,历史学研究与民族认同建构应有怎样新的走向。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指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与多元化文化主义兴起的当下,“集体记忆”概念对于革新历史研究路径和理解、建构民族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记忆之场”研究正是在社会环境变化和史学进行自我反思的交叉点上展开的,推动了史学研究领域和法兰西民族认同建构的“记忆转向”。他细数那些保有民族集体记忆的沉淀物,立足于这些“场所”之上,从当下回溯过去,深入到法兰西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当中。试图摆脱传统民族史线性的叙述方式进行“第二层次的历史”的研究。记忆和纪念所唤起的“过去”在“当下”的意义是他关注的重点,“当下”对“过去”的操控与利用,揭示了之前未被注意或者说有意被掩盖的一些因素。在这一前提下,过去真实发生的事件反而成了次要的问题。这种再现过去的方式反映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史学界在历史意识方面的深刻变革。相对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记忆史”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了人们是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过去进行建构的。这种多元化的研究视野与新的历史书写方式,是对当下法兰西民族认同建构的一次重新定位,使其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