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客观上都有必要在现有国际秩序下,通过一系列国际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行国际秩序及其运行机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以维护西方利益为主要目的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后,中美两国大体上在既有的国际机制中开展竞争与合作。这一时期,中国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机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而美国却在自己建立的国际机制里,在保持全球霸权和与中国的经贸竞争中凸显颓势。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加强,美国开始设法利用现行国际机制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限制中国的发展速度;而中国则愈发在即有国际机制体系中游刃有余,凭借自身比较优势于2009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亚太是中美竞争、合作的焦点地区。冷战后,中美都在此地区推动构建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贸和安全机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大力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不同内涵和形式的东亚一体化思潮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21世纪前十年,中美在经济领域推动东亚一体化和亚太一体化的进程相互交织和重叠;在安全领域中则呈现美国主导的“以实力换和平”和与中国主导的“新安全观”之间的观念竞争。2009年以来,受美国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战略影响,区域内经济、安全机制构建之争成为了中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从奥巴马执政起,美国政府开始着力重塑亚太秩序,打造新的国际机制体系。奥巴马总统着力推行TPP、TTIP、TISA等区域性、领域性国际机制,标志着美国引领国际机制建构的方式由“全球模式”转向了“俱乐部模式”。通过吸纳盟友、伙伴和发达经济体加入TPP、TTIP、TISA“俱乐部”,美在现有国际经贸机制体系中“另起炉灶”并排挤中国,妄图将中国排挤到未来国际经贸机制主流圈子之外。而中国则积极应对,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争取有利的国际机制建构,通过推动建立亚投行、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丝路基金、提出“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合作理念等方式,积极推动国际机制转型。本选题的研究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象和范围,梳理了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现状,概括了本文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阐明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概述了有关的国际机制理论,这是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阐述了国际机制理论产生的背景、内容、特点和缺陷。指出欧洲一体化与联合的思想、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力缺陷和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思想构成了国际机制理论的思想、实践、理论背景。国际机制理论脱胎于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为国际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解释力范畴集中于欧美国家机制化合作的现实。因此,国际机制理论也具有以欧美为中心、注重大国协调、以机制维护和平等特点。但是,欧洲经验的局限性、霸权稳定论的理论竞争也揭示了国际机制理论的局限性。第三章论述了中美亚太国际机制建构博弈的政策与背景。分别阐述了冷战后中国的周边战略、美国亚太战略、亚太经济机制的发展和亚太安全机制的发展。首先分析了中国周边战略的目标、政策工具、效能及其与地区国际机制建构的关系,认为冷战后中国积极推动周边经贸与安全合作机制,为维护自身发展环境奠定了稳定的周边环境。而美国的亚太战略一方面将中国作为伙伴,保持接触与合作;另一方面也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中对中国严加防范,不断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机制,对东亚经济合作采取空心化政策并在各种安全论坛上宣扬中国威胁论。经济领域的亚太经合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内经济机制、东盟+X机制和中日韩合作机制,构成了亚太经济一体化机制的主要内容,中国对这些机制始终保持了大力支持的政策取向。安全领域中,中国积极参与多个地区安全合作项目,积极宣传中国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并在半岛和海上安全方面积极推动了多个双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则利用其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不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将冷战思维带到了 21世纪。第四章将中美亚太经济机制建设方面的竞争归纳为东亚一体化和亚太一体化“两个一体化的博弈”。首先论述了东亚和亚太两个一体化进程的缘起、过程和各自的困难;进而分析了中国推动中日韩进程、东盟+X进程和推动RCEP、亚投行等新机制建设的政策选择;随后阐述对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介入东亚一体化进程和强化亚太同盟国家经济联系的政策行为;最后,对TPP与RCEP两个机制间的竞争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认为,美国排挤中国推动TPP已经构成了冷战后中美亚太地区国际机制竞争的高潮,而中国全力支持RCEP则是维护自身在亚太经贸机制中地位的重要政策选项。两个机制的竞争恰恰反映了中美两国在亚太经济机制建构中的博弈。本章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五章将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建构中的竞争归纳为“两种安全观的博弈”。冷战后美及西方国家以其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运用“安全困境”、“霸权稳定论”等概念建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周边炒作海洋争端、领土争议问题,将其讲成地区国际关系主流。而中国则着力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亚洲安全观”、“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塑造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并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等概念以期中美关系稳定。本章对中美两国如何运用各自的安全理念在亚太地区安全议事平台中交锋,进行了深入的阐述。第六章论述了中美在亚太地区国际机制建构中的合作潜力。太平洋足够宽广,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冷战后,中美在东南亚、东北亚乃至亚太各次区域开展了诸多合作项目和机制性合作。如中美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意味着两国愿意将其视为国际法条约来约束自身在该地区的行为规范。“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湄公河下游倡议”也存在诸多契合点,中美两国借助相关平台在东南亚地区也有诸多合作项目。相关合作已经显示出良好的外溢效应,在中美双方共同的努力下,将可能带动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步推进,中美双方在该框架下共同参与第三方项目前景可期。中美两国在国际机制建构方面的竞争和各自对外政策以及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是本选题研究的出发点。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中美亚太国际机制建构博弈的走向。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多边自贸机制的构建中,美国将不再承担引领作用,将着力构建以美国为核心双边自贸网络,打造经贸领域的“轮辐”体制。将形成中国主导的多边自贸机制进程与以美国为核心的“轮辐模式”双边自贸机制之间的博弈。安全领域中,当地区国家以“安全困境、中国威胁”等理论为指导,甘为美国马前卒对抗中国而拼的“血本无归”时,而其指导思想又只能在中美两种安全观中二选其一,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则将占得上风。中美在亚太地区国际机制建构中的竞争、博弈是国际秩序深刻转型过程中的主导权之争,国际秩序转型未完,两国竞争必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