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商埠的开放与城市的兴起、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埠的开放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国列强通过强迫中国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开放的，另一种是中国统治者自动开放的。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中国近代商埠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具体成果主要反映在中国现代化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贸易史等方面的论著里。而对开埠通商中小城市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这对于成果丰富的江南地域社会研究领域来说，目前相关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有待加强。 镇江，作为长江下游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自古即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正式开埠通商。本文以镇江地域社会为主题、以王仁堪任知府时期为中心，对清末镇江地域社会的发展及其在近代以后逐渐衰落的原因的分析，探讨近代镇江与历史发展机遇擦肩而过的内外因素。笔者认为，镇江地理优势的丧失、地方支柱产业的缺乏、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的压迫是其外在因素，而当地社会绅士、绅商等社会精英们的主观能动性、王仁堪作为一领导者的作为是其内在因素。 王仁堪，福建闽县人，祖父庆云曾为工部尚书，同治十三年由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督山西学政，历典贵州、江南、广东乡试，入直上书房.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吏部覆带引见奉旨记各以道府用，寻授镇江知府”，王仁堪“不以为意，留别诸友”，出任镇江知府.仅仅在位两年，即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任上，他对镇江地区的农田水利、社会公益事业、地方防御体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充分发挥了当地的士大夫、绅商、大家族以及地方基层组织的作用。作为一位正统的士大夫，他在任上的所作所为具有很典型的意义，反映出了传统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的作用及局限。王仁堪作为一位传统科举教育体制下培育出的士大夫、一位清流派政治人物，在面临近代新形势时，仍然坚持以传统原则为标准，未能做到“与时俱进”，对近代镇江以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文章以光绪十七年镇江知府王仁堪在任上所作为为切入点，从王仁堪在镇江灾害期间对当地农田水利事业、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地方防御体系之作为展开，分析了其施政的社会基础，分别为：绅商一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承担者，乡绅、乡董—兴修水利与强化地方防御的主导，宗族、乡约、保甲—维持社会稳定的基层组织。综合王仁堪在当时的施政举措以及这些举措的实施所依赖的地域社会组织及社会精英，并把它们放在中国近代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对清末镇江的历史走向的影响，以期为镇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