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兼批评家苏珊·桑塔格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其时美国正逢“激进”的社会转型期：二战之后的保守主义思潮在自由主义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各种社会运动及革命在西方及美国风起云涌，反对越战、黑人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学潮风暴，以及伴随自由思想而出现的吸毒、性解放、嬉皮文化现象接踵而至，目不暇接。战后的经济复苏建构起了消费文化，从而直接导致了对注重道德历史层面的传统文学理论的颠覆，继续掀起20和30年代实验艺术的大潮。 处在这一浪潮之颠的桑塔格承继了纽约派批评家的社会批判意识传统，然而她的批判对象并非针对与代表精英文化的现代派文学相对立的大众文化，而将矛头直指以心理分析、实证主义的学院派，提出“反对阐释”的响亮口号，要求恢复文学艺术文本的“性欲”本色，从批评方法论层面剔除深挖社会历史及道德涵义、破坏艺术形式美的做法，以期通过艺术形式的纯粹美感提高和拓宽人们的审美疆界和意识，让艺术审美与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科学文化平起平坐，带来人的感觉上的解放，促进人性的恢复与发展，从而完成艺术的审美救赎使命。 为了倡导自由主义的形式美学艺术观，桑塔格承担起了批评家的职责，率先将诸如罗兰·巴特、沃尔特·本雅明、阿尔托等欧陆的思想及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到美国；在她撰写的一系列有关流行文化的文章中，提出了“反对阐释”、“矫饰风格”、“沉默美学”、“法西斯美学”、“新感悟”、“色情想象力”等范畴和概念，强调新时期的实验先锋文学，尤其是电影及舞蹈美学理论在表现形式上起到了使人摆脱理性的压抑而重获自由，实现艺术的解放功能。她的形式美学思想既是俄国形式派及英美新批评的承继，又比它们来的更激进且内涵更广，因为它囊括了60年代后的各类流行艺术。 桑塔格的美学思想并非是随波逐流，而是与流行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批判性的张力，如她把“矫饰”风格定义为高雅艺术与前卫艺术之间的“边缘”文化现象，其作用是在前卫艺术中保持“花花公子”的审美趣味，在大众文化中凸显反常化的姿态以抗拒“自动化”，从而消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长期二元对立的格局。“沉默美学”也从这一理念中延伸出来，以求艺术突破旧感悟，构建新感悟，达到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与流行艺术形式的自然契合。 桑塔格早期的小说《恩人》和《死亡套件》是对她理论的诠释，形式的实验旨在创造出一种反常规的美学叙事，两部小说的怪诞和意识探索的模式带有明显的“反对阐释”的设计动机。 桑塔格的美学理论又是最具开放性的，自始至终地在动态中演绎，八十年代后，她受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小说创作开始向现实主义回归，明显的体现在《火山情人》和《在美国》之中。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两部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及丰富的反现实的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这与它们都是历史题材又不无关系。《土星的标识下》文集的推出则标志着桑塔格在美学谱系上及情感上与现代派大师的血缘关联，她对本雅明、罗兰·巴特、阿尔托等人的怀旧一方面流露出桑塔格的精英意识，一方面表现出她对发展过快的以影象世界为主导的消费社会文化的某种程度的抵触思想。 正因为桑塔格的思想是开放型的，并不断对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修正，她的思想资源便被各类流派自由地加以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学把她视为后现代派的鼻祖之一，同时还为包括流行文化在内的文化研究做出了理论铺垫;前卫派则认为她过于“欧陆化’，，属于精英分子;批评家则把她划归为后期现代主义。为此，她复杂丰富的美学资源值得认真研究，她试图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敌视对立的努力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