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吸收艾尔曼研究学术史的旨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方法,但为了弥补其“思想”缺位的弱点,特以刘师培在近代转型期的经学为题,将他放在仪征刘氏宗族关于左传学的研究环境中,分析刘师培经学转变的内在原因和契机。如果说在刘氏前三代代表了朴学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一时期儒学内部关于经书的研究集中在企图恢复汉代旧疏,表面上只是旧疏的恢复与研究,实际上儒家历来对现实的不满,促使他们以复古为号召,复兴原来已有的传统,这对儒家士大夫具有莫名的号召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的风俗和教化在儒学的盛世——两汉时期处于最为辉煌的时期,而返观现实,人心不古,儒家的教化地位世风日下。恢复汉世旧疏具有非凡的魅力,也是他们的使命,以礼代理是汉学家们再使风俗淳的法宝。而汉学如日中天的社会原因是由于江南地区的出版业、藏书楼、书院、商业的发展、官方与商人的学术赞助、学人之间的交流等因素。而到了刘师培和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江浙朴学发达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晚清之内忧外患,不仅使儒学地位一落千丈。虽然统治阶级这时仍然强调尊孔崇儒,坚持中体西用,但在实践中,则是对“用”日益重视,其内容也逐渐丰富,从实用技术到兼顾学理,由西艺发展到西政,甚至出现了以“用”压“体”的趋势,在学校中,讲授西学的课程则有大幅度增加。教育、考试体制的变革,对于人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学术特别是一家独尊的儒学,自道咸以来渐成衰象。刘师培引入西方哲学、社会学以重新研究中学,开创了中西学互补、贯通的趋向,但他反对鄙视中学的浅薄之见。刘师培阐述古学时,更注重与西理会通,借“西学以证明中学”。刘师培出身于江苏经学世家,中国传统学术自小对其影响极大。正因为他从经学入门,所以才有可能在近代西学大举进入中国以后,使他视野为之一新,在创立新的学术体系方面收获巨大。刘师培使“新史学”在继承章学诚的史学思想的继承上,又融合中西学术于一体,创立了近代史学的学术规范。王国维则不仅继承了国粹学派刘师培等人所开创的对中学的观念,而且通过王国维本人的学术成就,我们可以接触清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其成就已构成了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他借鉴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从一定程度上重塑和改造了中国固有之学,在学术现代化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以治经的方法以治史兼考订文献,虽继承了刘师培等人的成就而又能成其大,主张在未能对古代传说证伪以前,必先信其为真,表面上看来,这与顾颉刚提出的未能对传说证伪以前,不能信其为真的观点似乎完全相对,但二者所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则一。王国维信古的学术渊源来自清学正统派。刘师培和王国维对清代考据学既继承而又借鉴西方学术的规范对现代学术有开创之功却不能抹杀,中西学术规范的融合创造性地把清代考据学转换成现代学术之规范,其后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都是在这一理路基础上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