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企业层面,创新是企业安身立命之本,是企业永葆竞争力的源泉,一家企业如果不思创新,那么就会如无根之萍一样,不堪一击。只有通过创新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企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创新离不开研发活动,大量而持续的研发投入是创新的前提。企业的研发活动通常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高收益、长周期等特点,这使得企业在研发投资决策上非常谨慎,加上现代企业中存在的代理问题,企业的短视现象更为普遍,不愿意进行研发支出。同时,企业背后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对研发都有着不同态度,这样更会导致对研发投入的热情存在不同,甚至是冲突。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对企业决策起到重要影响的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以及监事会等企业内部组织,这些集体的集合被主流学者定义为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通过减轻公司的治理负担,如大股东“掏空”(叶康涛等,2007)、在职消费(肖利平等,2016)等,或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张正勇等,2012),以及降低融资成本(蒋琰,2009)等途径来对研发支出施加影响。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资金行为随着现代企业股权的集中而越来越普遍,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小股东以及公司自身利益,极大阻碍公司未来的发展。由于“掏空”行为,大股东将本应用于公司正常运营以及未来发展的资金通过种种手段转移出去,使公司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甚至无法进行持续的研发活动,抑制了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在关于公司治理与研发支出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了“黑箱”分析模式,即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和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的实证检验,来反向推断公司治理是否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支出,虽然得出了很多正向的结论,但并未指出问题的本源,并没有清晰指出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方式。本文以大股东“掏空”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在公司治理水平影响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发挥的作用,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这个“黑箱”的内部影响机制,同时为后续关于企业研发支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法,借鉴南开大学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和白重恩等(2005)的经验,选取了一系列公司治理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构造了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公司治理指数(CGI),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温忠麟等(2004)以及甄红线等(2015)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以及大股东“掏空”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为了探究不同特征的样本之间公司治理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以及大股东“掏空”的中介作用的差异,本文对分组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公司治理水平与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构造了公司治理指数,从整体层面上研究了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使公司研发支出增加。2.大股东“掏空”在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文通过构建的公司治理指数,分析了公司治理水平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而产生对研发支出的正向间接影响。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会使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利益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从而阻止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的发生。3.在民企中,公司治理对研发支出的影响明显大于国企,同时大股东“掏空”的中介作用均存在于两种企业中。本文基于产权性质本文对全样本进行分组实证检验,并构造公司治理指数与产权性质的交乘项,发现在民企中,公司治理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大于国企,而且大股东“掏空”的中介作用在两组样本中都存在。4.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公司治理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以及大股东“掏空”的中介作用相比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更加明显。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特征(以技术创新为本)决定了公司治理机制要以保障研发活动为第一优先级,因此导致了以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