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重庆解放碑这一记忆场址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集体记忆如何在权力之手中被建构、被漠视、被遗忘。“精神堡垒”是日军逼退我大后方并对重庆实行无差别大轰炸,加之汪精卫之流投降叛国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旨在对国民精神进行总动员。于是在都邮街广场修建起了木质结构建筑,取名为精神堡垒,但凡集会、演说、升旗等,都在这个地方举行。抗战胜利后,为纪念这一战争创伤与民族苦难的结束,将其重建为钢筋水泥建筑取名为“抗战胜利纪功碑”,双十国庆揭幕。解放战争西南革命军占领重庆,这个政治符号被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逐步改建,作为首个国庆日献礼。论文将讨论国民政府的记忆过程与新中国的遗忘与重建过程,以及其后随着媒介发展所出现的“记忆之痕”。集体记忆是社会建构的,因此,本文将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沿着记忆和遗忘的曲线,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记忆和遗忘是权力的工具之一,各自都有独特的原则和策略。不同的记忆场址拥有不一样的命运,有的记忆场址受限于地方,囿于形势,无法成为国族的记忆,尽管它的确从整个民族的艰难困苦和战争创伤中走来;有的记忆场址初始被刻意漠视与遗忘,尔后为了政治需要重新被挖掘建构出来;有的记忆场址从地方扩展至国族,以星星之火成就燎原之势。但总体上,苦难的情绪比胜利的情绪更易唤醒民族情感,所以灾难往往比胜利更会让统治者纪念。本文将深度访谈、文献分析方法为主,将纪念碑这一记忆场址单独提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解析含有解放碑集体记忆的文本,解读经历了不同时代解放碑的过来人。研究发现,尽管集体记忆是产生社会认同的工具之一,记忆场址的意涵在建造之前想法成形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记忆场址的出现是为了塑造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凝聚起民族情感,达成统治集团控制和主导共同体的终极使命。反之,敌对者要破坏这种情感和认同,它需要瓦解目前的记忆,这刺激着它破坏和摧毁记忆场址,或者是改变,把这个地方变得“为我所用”。但记忆和遗忘不能完全地为权力所主宰,它也同样延续着一套自身的规则行进,并非按照集体记忆解剖者的模式那样完全被权力所裹挟,集体记忆的断裂中会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为“记忆之痕”的东西,它传袭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记忆内容,使之在地方话语或者民间话语中得以留存。纪念碑与其他记忆场址相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性,浓缩更为强烈的集体感情,常具有更复杂的符号意义,换言之,纪念碑能够以艺术的形式引发出集体的想象与认同。这个政治符号的复杂程度会影响到集体记忆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以及这个记忆在政权更迭后能否存续下去。越战以后五年,美国社会才出现建设纪念碑的声音。二战结束60年后,德国的犹太纪念碑才始现原形。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名字也是在21世纪后才重新出现,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淀,这座纪念碑却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意涵,这种独特性成了本文探讨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更多的权力进入是否必然会选择遗忘、漠视以及重构意义,对于这个符号的记忆的作用是如何的。另外,一种记忆来覆盖另一种记忆,这个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记忆与遗忘过程中的非当代者有何规律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