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肖特在中国学术界并不陌生，他常常被冠以保守主义的标签。但是在欧美知识界，对他思想的解读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的特征。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其谱系定位做准确之界定与评价，而在于力图从其思想一贯性上出发，重构他对近代欧洲政治特性的哲学解释，即作为公民联合和事业性联合形式的国家。这一反思关注于作为一种人类联合的近代欧洲国家的特性以及政府的职责或活动。为此目的，需回到其思想的根基之处，即经验及其模式的区分和在人类行为分析基础上的两种联合模式的区分。这就是本文中三章内容所要阐述的主题。　　 具体而言，第一章探讨的是反思哲学与实践政治的区分及关系，力图表明哲学地思考政治的可能性。这有赖于以下区分：作为整体的经验，作为经验之限定物的实践模式，作为实践的政治和彻底批判的哲学经验。因此，通过这一区分，政治哲学对实践政治的反思并不提出政治行动建议，也不为实际的政治承诺辩护。它只解释政治活动的性质，因而涉及各种政治观念的界定，包括命名以及研究它们与经验总体的关系，并进一步把这些政治观念转化成哲学观念。它们与实践世界不相关。在作出这种区分基础上，第二章对哲学作出了进一步的界定，即作为“理论化”的哲学。与之相关，则从“经验”转向了“理解”人类行为。在理论化人类行为的过程中，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关预设或条件得以揭示，实践、道德与法律则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通过区分道德与审慎，两种人类联合模式（即公民联合与事业性联合）得到揭示，前者是以规则来表达的非目的性的个体间联合，后者则是追求实质性共同目标的联合，在这里，规则仅仅是手段和工具。它们共同构成了对近代欧洲进行哲学反思的基础。　　 以此两种模式为参照，第三章转向对近代欧洲政治特性中矛盾经验的解释。这一解释不是“历史的”，而是准哲学的。因为它将国家看成是一种人类联合，探讨的是这种国家的特性以及政府的责任与活动。从词源学上看，对国家的两种理解（即“societas”和“univercitas”）来源于罗马法，但中世纪晚期的历史同时预设了这两种观念都有其依据，因此，近代欧洲的形成是两种联合不可避免的混合物，存在着永恒的张力。　　 最后，奥克肖特在哲学、历史与实践政治复杂性上有着清晰的意识，即一方面它们在范畴上彼此独立，不能互相取代，哲学理解本身不能提供任何直接的实践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理解各种预设或条件的努力又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我们的实践。因此，他思想的独特性就在于对哲学的理解观念的连贯说明以及对实践的意义。按照他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必须在政治中遵循“中行”原则，做一个“骑墙派”。而哲学家所提供的最多是一个方向，对具体道路则必须保持沉默。